我叫杨再军，今年48岁，住重庆市秀山县中和街道民学街109号。从小身体不好的我，立志长大从医，以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为己任，去帮助更多像我这样需要帮助的人。为此，我在县城平凯街道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实现着自己的梦想。然而，自从我迷恋上法轮功，我的噩梦就开始了。

　　一次上山采药，我不幸从山坡上摔了下来，造成了严重的腰椎间盘滑脱。1997年10月，经朋友介绍我开始习练法轮功，初始感觉效果不错，身体状况有所改善。李洪志的“消业论”似乎解释了疾病的发生机理，也解开了我练功身体好转的疑惑，再加上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我也就逐渐接受了法轮功那套理论。此后，只要是李洪志说的话我都深信不疑，并尽力按要求去做。

　　从小母亲就很疼爱我，给我最多的就是鼓励和信任。我远赴他乡求学时，她牵肠挂肚。我的孝顺在邻居周围也是出了名，母亲嘴上不说，满心的欢喜却掩饰不住。1998年11月，我忽闻母亲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我悲伤欲绝。那时我非常相信法轮功，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功能让我看到了希望，于是寄了李洪志的书、录音带给母亲。母亲一向信任我，因识字不多就听录音以加深理解放下“执着心”，不要向外求。尽管如此，母亲身上还是没有一点奇效发生。三个月的时间，母亲已经躺在床上站不起来了。我飞速赶回家，母亲已经被病痛折磨得骨瘦如柴了。望着母亲变形的脸庞我心痛不已，剧烈的咳嗽消耗了母亲大半的力气，痰涌上来时需要人托住胸部并同时拍打后背才能将痰吐出来。此刻我想起了李洪志的“业力论”，母亲的病是过去她做了坏事产生的“业力”，现在痛苦是那些“业力”往上返，承受了身体就会净化。我帮她会不会阻碍她“消业”，又得再来一次呢？我迟疑了，想该不该帮母亲拍背吐痰呢？我立在床旁不语，并没有想帮助母亲的意思。远道而来看望母亲的小姨在旁边急了，催着我帮母亲拍背，我仍然一动不动。母亲望着我，明显地感到我与从前的不同，母子的心疏远了。

　　结果母亲像所有的癌症患者一样转移、加重直至病逝，这期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法轮功对她起了作用。母亲在弥留之际曾劝我不要再痴迷法轮功，但我并没有对“师父”李洪志产生一丝怀疑，反而认为是母亲的悟性差，没有放下“执著心。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当时我的思想怎么也转不过弯来，我始终认为有一天会“圆满”，会带给家人“福报”。对此，妻子多次质问我：“现在都过不好，还求什么以后？以后的‘福报’有什么用？”然而深受李洪志“经文”的影响，我认为妻子真不会为自己长远打算，也罢，自己就多吃点苦为他们以后多积“福报”。

　　为了早日“圆满”，同时带动其他练习者“放下情、走出去”，我于1999年12月底去了北京。还记得临走那天晚上，70多岁的老父亲正在发高烧，然而我心中只惦记着为法轮功“护法”，把生病的父亲和年纪尚小的儿子一概扔给妻子照顾。当时，妻子堵在门口，手抓着门柄说：“你把我的手砍了，你再走！”可是，我对妻子内心的痛苦和她为我所承受的压力完全不予理会，还是硬下心肠，狠心割舍了对妻子和家庭的感情，等他们入睡后我偷偷跑出家门去了北京。那时的我就像着了魔一样，什么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全都抛于脑后，“护法”和“圆满”才是我最紧要的事。

　　因为我的痴迷，家庭生活也开始发生变化，与孩子、妻子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有时坐下来聊天，心里却想着李洪志的《转法轮》。因为李洪志说过，看一遍《转法轮》就“脱一层壳，上一个层次”。我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与妻子聊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那段日子里，妻子无数次对我说，她活得很累、很压抑，我的“修炼”让她努力为我及儿子付出的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听到这些我没有觉得珍惜和高兴，因为这些都是我要看淡和放弃的东西。明慧网上经常有“人类大劫难”实景的描述，一想到那惨状，我就心急如焚。我吃饭匆匆，走路、上楼匆匆，觉也不敢多睡，每时每刻都想着怎么能“多救一个人”。

　　不仅如此，对儿子的教育我也很少花时间，更不用说辅导他学习、谈心什么的。甚至为了让不“学法”的儿子将来有个好去处，我软磨硬逼利用父亲的身份让儿子为我送资料、传字条，用爱的名义挟持幼小、不懂是非、没有辨别力的儿子做我的帮凶，在他幼小、懵懂的心里投下无法磨灭的阴影。

　　2003年，妻子再也无法忍受我的痴迷，向我提出了离婚。离婚后，妻子带着儿子离开了我，我们这个原本幸福的家也随之破裂。面对心中的痛苦和迷惑，我不由自主的又想起了法轮功。我开始利用工作、生活中的机会向周围人“讲真相”，以加快“圆满”的进程。李洪志一篇篇“经文”、“讲法”像符咒一样鼓吹“最后时刻”的到来，直逼得我终日惶恐不安。我放弃了自己的生活，放弃了工作中服务病人的时间，开始学习上网、下载、打印技术，生怕自己的一丝懈怠会错过了“圆满”的最后机会。

　　一晃又是好几年过去了，我就在这种虚幻的“圆满”梦中一次次幻想，又一次次失望。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我们县城也有强烈震感，我的小诊所被波及损毁，人也受了伤。那一刹那，我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无助与失落，在我最需要保护和帮助的时候，李洪志的“法身”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亲人和政府的关爱。后来，在哥哥杨再勇和街道同志的帮助下，我渐渐走出了地震的阴影，重建了我的诊所，也彻底脱离了法轮功。

　　现在回头想想，我当初的想法和行为是多么可笑，多么可悲！练功十余年，竟落得妻离子散、家不成家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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