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纪红敏，今年41岁，河南省清丰县马村乡尚村人。我和母亲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可是法轮功并没有给我们全家带来福报，相反我家接连遭遇不幸，两个哥哥先后遭遇车祸离世，母亲因此精神失常。

　　卫校毕业后，我在县医院当了一名护士，工作中对人生老病死事情见多了，脑子中不免有些消极、悲观的想法。1998年7月的一天，我路过公园，看到有人在推介法轮功。教功的人说，习练法轮功不仅能祛病健身，还会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自以为找到了精神寄托，当即买下《转法轮》等书和磁带，如饥似渴地学了起来。除了在家练功外，我还去公路段的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在练功期间我结识了不少“功友”，后来轮换着在各自的家中集体会功，让自己在“学法”的道路上“取长补短”、“上层次”。慢慢地，我感觉身体有劲了，人也精神了，于是对法轮功所宣扬的那套邪说更加坚信不疑。

　　得到这么好的“功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她长期身体不好，还有些神经衰弱，就想把法轮功推荐给她。母亲刚一听还不怎么相信，后来经不住我的劝说，最终答应跟我先试试。

　　母亲只有小学文化，在“学法”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不理解的词句，为了帮助母亲尽快提高“层次”，我经常给母亲讲“经文”，有时我若不能用通俗的语言向母亲解释清楚，哪怕我不上班也要跑到“同修”家里向他们共同探讨，争取给我母亲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我和母亲梦想着通过练功能获得李洪志的“法身”保护，早日修炼“圆满”。然而，法轮功并没有给我和家人带来平安和幸福。

　　1999年1月，我的大哥纪尚奇在上班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虽经全力抢救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料理完大哥的后事，我和母亲仍像以往一样照常“学法”练功，好像大哥的意外去世并没有给我和母亲心里带来多大的伤痛。只不过自从大哥去世后，我发现母亲对练功更加入迷了，或许是想从中找到一点精神寄托。没事的时候，她还总会念念叨叨地说：“要是我早几年练法轮功就好了，不然你大哥也不会出事了”。

　　母亲在家除了练功，很少做家务活，父亲下班回家看到的是冷锅冷灶，于是简单弄点吃点就匆忙去上班了。自从练功以后，家里显得死气沉沉，父亲想找人陪他说说话也没有，看着只顾练功的我们娘俩，一气之下搬出了家，独自一人过起了生活。临走时，对正在打坐的母亲说：“你们娘俩好好修炼吧，等你们到时成了神仙，还要这个家干什么！”父亲一走，我和母亲反到有一种解脱的感觉，现在终于没人在跟前嘟囔我们了，我们娘俩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修炼中去。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和母亲都想不通，把练功从“地上”转为“地下”。那段时间，除了在家偷着练，我和母亲还走出去“讲真相”，暗中张贴法轮功传单。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也没有被发现，我深感到有“师父”的“法身”在暗中保佑我们，是不会有事的。2001年春节前夕，当我再次散发传单时，被群众举报抓了现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半个月后，父亲把我从看守所接了出来。看着父亲发红的双眼，我问父亲出了什么事，父亲支吾了半天才告诉我，二哥出了交通事故不幸身亡。当时我脑子一懵，发疯似的跑回家。母亲眼神呆滞地坐在院子里，看到我回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后来我了解到，二哥外出送货回家，当走到村口时，为躲避对面来的货车，连人带车翻到了路边两米多深的沟里，当时就昏迷不醒。幸好被路过的村里人及时发现，通知了我母亲。母亲赶到现场，执意要把处于昏迷状态的二哥拉回家。那时父亲也不在家，乡亲们拗不过母亲，无奈将二哥先拉到家里。

　　好心的邻居赶来，劝母亲把我二哥赶紧送医院，而此时母亲已经被法轮功迷了心窍，变得感情麻木，听不进去任何劝告。她把邻居们都撵了出去，反锁住门，隔着门子对外面的人说：“我儿子出事，那是他上辈子欠下的债，没有还清身上的‘业力’，只要我还信大法，师父的‘法身’一定会保护他的。”

　　母亲把已经生命垂危的二哥扶起来背靠着墙，嘴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他坚信李洪志的“法身”能够显灵。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二哥的身体一下子歪倒在了床边。邻居们从窗外看到此景，一脚把门踹开，要把二哥送去医院急救。而母亲却趴在二哥身上，不让人碰，还说：“我家二小儿睡着了，你们别碰他。”邻居们强行把母亲拉开，背起二哥送到了医院。可是一切都晚了，经医生诊断我二哥因头部遭外部撞击，延误了救治，致脑内动脉血管破裂死亡，时年刚32岁。人生的悲剧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母亲因为承受不了接连失去两个儿子的打击，精神失常。

　　家庭接连发生的悲惨遭遇，让我感茫然无助、欲哭无泪，难道这就是李洪志所说的“法身”保护、“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宁愿选择过去清贫安乐的生活。

【责任编辑：辛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