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巧巧，1958年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家住金州区七顶山乡。丈夫韩德顺，比我大两岁，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大概人如其名，我这个北方妇女，竟长得像江南女子，乡里乡亲都说我丈夫娶了个漂亮媳妇儿。结婚以后，我在乡里的服装厂上班，丈夫在家务农，虽说不是很富裕，过着普通而又平静的生活，我们两口子也很知足。谁知儿子出生后，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整天腰酸背疼，经常患感冒，脑神经也不好，整夜睡不着觉，人也消瘦起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病症越来越重，体质大不如从前，治病花的钱也越来越多。
1998年的春天，我听服装厂的工友说习练法轮功能治百病，不用吃药打针，就能强身健体。我想，习练法轮功有这么多益处，既可以治好我的病，又能省下治病的钱，我为什么不试试呢！于是，我就四处打听在哪里可以学到法轮功。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我终于在邻近的大魏家乡找到了一个练功点。于是，我每天早上４点钟起床，骑着自行车到6公里外的练功点学习法轮功，然后再到乡服装厂上班。晚上下班后在练功点练完法轮功之后再回家，整天披星戴月，从不耽误。也许是文化水平比别人稍高点的缘故，不长时间，我不但学会了法轮功的动功和静功，还熟读了《转法轮》。在当时，我不但沾沾自喜，乐此不疲，还把法轮功引到了我们村，动员同村的人习练法轮功，其中，村民王连山是最积极的一个。在此期间，我自己花了不少钱买了法轮功方面的书籍、录音带等资料发给大家，俨然成了我们村习练者的教练。为了能早日治好病，我练功很投入，甚至把儿子送到婆婆家，让丈夫自己做饭吃。婆婆和丈夫以为我是练功治病，所以就没有阻拦我。可时间一长，婆婆和丈夫看到我整天练功身体还是那样虚弱，病也没有明显的好转。而且由于我专心练功，疏忽了对丈夫和孩子的照顾和关心，婆婆和丈夫对我意见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我和丈夫为习练法轮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丈夫还当着我的面，烧毁了法轮功的书籍，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住到了功友家。
1999年7月，国家决定依法取缔法轮功，而这时的我，已经迷上了法轮功，不但不回家，甚至连服装厂的工作也不干了，和别的功友一起四处为法轮功“正法”。2001年5月，我按照李洪志“走出去才能圆满”的要求，到北京“弘法”，同去的还有王连山等功友。此时的王连山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他是真想达到李洪志所说的“圆满”啊，他拖着有病的身体去北京，又拖着有病的身体回到家。看到王连山的情景，我不顾自己病歪歪的样子告诉他：你“消业”还不够，现在还是“常人”，必须继续修炼。而我则咬着牙带病与其他功友一起“讲真相”，自己还认为是为治病、为“上层次”、为“圆满”在做好事。看到我的变化，丈夫万分着急，四处寻找我的下落，强行把我拉回家，动员我的兄弟姐妹和他一起看着我，而我仍然不顾亲人苦口婆心的劝告，继续练功。由于上火，丈夫得了急性阑尾炎，面对躺在炕上的丈夫，我坚决不让他去医院，我一边发功为他治病,一边劝他跟我一起练功。幸亏我妹妹来到我家，发现病重的丈夫，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才捡回一条命。大夫说，再晚一会送医院丈夫就会因阑尾炎送命。
因为我的痴迷，我失去了很多亲人，连一向最疼我的哥哥、姐姐曾一度和我断绝往来，而与我住在一个屯的弟弟和我见着面时也不打招呼，犹如陌生人。还有我的母亲，已近80岁了，哥哥、姐姐和弟弟对她很孝顺，经常给她买吃的、用的，还给她零用钱。我自从迷恋法轮功以来，对家庭漠不关心，只靠丈夫一个人，生活非常的困难，几乎没有买过新衣服。这些，我的母亲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把平时儿女所给的零用钱攒下来送给我，可我没有把这钱用在家庭生活上，而是拿着这钱制作法轮功光碟、标语到社会上散发。
2006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丈夫回家对我说，王连山死了。我不信，他练功练得那么好怎么会死呢？我跑到王连山家想看个究竟，谁知一进门就被王连山的妻子和儿女揪住，说王连山本来吃药病情控制的挺好，是我鼓动王连山习练法轮功，使他走上不归路，王连山的老婆让我还她的丈夫，儿女让我还他们的父亲。看到这悲痛欲绝的一家人，我震惊了，不是说习练法轮功可以治病，不用吃药打针吗？怎么会这样呢？那天，我不知道怎么回的家，回家后我不吃不喝一直在想这是为什么。过去别人劝我时我根本听不进去，可那天晚上丈夫对我说的话深深打动了我，如果习练法轮功能治病，世界各国还成立什么医院？科研人员研究药品和医疗器械干吗？王连山死了，习练法抡功也没能治好他的病？你的病练好了吗？听到丈夫的这些话，我动摇了。丈夫和哥哥、姐姐抓住时机，对我进行劝说，又拉着我到医院检查身体，看着我吃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的免疫功能提高了，身体强壮了，一些病症消失了。看看现在的我，想想过去做的事，我真的后怕，如果不是去医院看病，我也会像王连山一样最终走向绝路。
现在，我又回到了正常人的生活中来，和亲戚朋友经常走动和交流，我们夫妻常常在一起探讨的致富门路，我又重新感受到了生命的可贵、亲情的温暖和生活的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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