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樊曼红，沈阳市大东区人，原是五金交电公司的职工。我丈夫叫张作光，曾经是一名军官。我曾经有一个非常美满和睦的家庭。儿子活泼可爱，丈夫对我恩爱有加，公婆对我如亲闺女一般。

　　1997年8月，丈夫正在辽宁本溪某部服役。我把四岁的儿子托付给公婆，到丈夫的驻地探亲。在火车上，邻座的人主动向我介绍法轮功，说练了法轮功不用吃药打针就能祛病强身，最终还能“得道成佛”。到了本溪之后，我利用丈夫白天上班的机会，偷偷到附近广场的一个练功点。我原本就对气功健身很感兴趣，没过几天就痴迷其中了。

　　9月，我回到沈阳。为了继续修炼，我购买了练功用的书籍和录音磁带，加入到了东站广场的一个练功点。我每天起点贪黑地去练功，对孩子和公婆照顾得越来越少，甚至连做饭、洗衣服这些家务都懒得做了，上班也变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直到1997年底，我因经常迟到旷工单位开除了我的工职，我练功更加肆无忌惮。由于我长时间痴迷练功，儿子饮食起居和接送幼儿园的担子全都压在了本来就腿脚不便的公婆身上。二老常常近乎哀求地劝我伸把手帮帮他们，我竟然一点也不为所动，还常劝说他们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丈夫多次请假回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我以家业为重。我虽然表面答应，丈夫一走，又马上继续修炼起来。

　　1999年1月的一天，在送孩子上学回来的路上，由于路面结冰十分光滑，腿脚不便的公公一不小心摔倒在地，被邻居送进了医院。婆婆只身一人家里医院两头跑。我不但不帮忙，还听信法轮功“消除业力”的歪理邪说，极力鼓动公公出院，通过习练法轮功来治病。3个月以后，公公出院了，左腿却落下了残疾，只能靠拄着一根拐杖走路。我当时不但毫无悔意，竟然对公婆说：“这都是公公身体里的‘业力’造成的。”气得从未与我红过脸的婆婆终于大骂我一顿，从此一病不起。丈夫只得提前转业回到家里照顾二老和孩子。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家人苦口婆心地劝我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放弃练功，好好过日子。可是我一心只想“上层次”、快点达到“圆满”，依然死不悔改，没日没夜地偷偷修炼。2000年3月和4月，我先后两次进京“护法”，都在半路被拦了回来。这次，家人对我彻底失望了。

　　2000年4月底，丈夫一气之下与我办理了离婚手续。为了达到安心练功的目的，我主动净身出户，到外面租了一处平房独自居住。虽然我对年幼的孩子还有些不舍，但一想到这是“师父”对我的考验，就更加坚定了追求“圆满”的信念。

　　由于我没有生活来源，生活很快就陷入困境，最后达到了连米面都买不起的地步。尽管如此，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这是“师父”对我的考验，只要闯过这一关，我就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离“圆满”更近一步。2000年6月6日，连续5天粒米未进的我，终于在抄写“经文”的过程中饿昏过去。第二天，幸亏社区志愿者来我家走访时发现，将我送到了医院。

　　在社区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开始反思这几年的所作所为。李洪志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的家庭却连遭变故？为什么我这么虔诚地练功，不但没有得到最终的“圆满”，却因饥饿而昏倒？2000年底，在社区志愿者的耐心劝导下，家人又重新接纳了我。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正常人的生活。

　　现如今，一想到那四年浑浑噩噩的日子，想到因为习练法轮功造成公公身体残疾、婆婆患病、丈夫提前结束了他热爱的事业，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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