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法轮功云南省总站站长王岚死了，死于子宫肌瘤。虽然人们法轮功痴迷者的病亡早已司空见惯，但对于王岚的病死依然存在着很多争议和思考。

　　1月9日，凯风通讯员余军对王岚之死进行了跟踪报道，文章的题目叫做《愚昧的代价》。是的，王岚为自己的愚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当我们用“愚昧”一词来对王岚进行形容的时候，心里却始终怀着深深的不解。通常而言，愚昧主要来自于知识的匮乏，但就对于王岚这个拥有大学文凭，从事多年医疗工作的人，她做出拒医拒药的事儿，甚至因此丢掉性命，依然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少的疑问。

　　回顾王岚遭遇的种种，她的愚昧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贫乏，更在于精神上的贫困。王岚的悲剧之既有来自外部的欺骗，也有自作聪明的不足，我们不妨将二者称为“他愚”与“自愚”，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酿成了王岚的悲剧。

　　所谓“他愚”，也就是外在因素的愚弄和蒙蔽，从王岚的经历来看，这些因素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李洪志歪理邪说的愚弄。李洪志对弟子的愚弄是通过一系列的邪说来完成的，对王岚而言：“圆满说”让她心怀幻想，对李洪志深信不疑；“清理说”让她徒生幻想，蔑视人间病痛；“地狱除名说”让她痴心妄想，希冀就此长生；“病业说”让她心怀恐惧，不敢就医用药；“法身说”让她有恃无恐，坐等“法身”保护……类似的说教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在愚弄弟子这个问题上，李洪志煞费苦心，编织了层层密不透风的网，弟子们对此深信不疑，却不幸搭上了性命。

　　二是法轮功媒体的愚弄。李洪志从理论上为弟子的拒医拒药提供了依据，法轮功的各种媒体则为哄骗弟子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什么“真修”弟子癌症痊愈，什么“精进”弟子病痛全无，甚至看看“神韵”都能包治百病，这无疑为弟子们吃上了一颗“定心丸”。但对王岚而言，法轮功媒体对她的愚弄远不止于此。为了诱使王岚继续为邪教服务，法轮功网站多次发表文章称其为不向“邪恶”低头的“真修弟子”，为此，王岚深受鼓舞，更加卖力的为“大法”工作。但在2004年法轮功网站一篇名为《充分认识邪恶对云南大法弟子的精神迫害》一文中，王岚却成了被中共“转化”的代表，“执著心很重的学员”。可见，法轮功对于王岚的态度不过是有用时捧如珍宝，无用时弃如敝履，进行愚弄罢了。

　　三是“功友”之间的互愚。在余军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弥留之际的王岚流露出上医院的想法时，功友吴莉等人坚决反对，并逼迫王岚在去医院和“大法”之间做出选择，最终断送了王岚的生命。无独有偶，这一幕在前法轮功痴迷者石晓岩的遭遇中也曾同样上演：当石晓岩被诊断出有乳腺癌并准备入院治疗的时候，其功友孙小芹也是大力阻挠，耽误了救治的最佳时机。事实上，在法轮功内部，相互监督不允许彼此就医、治病已经成为一种愚昧的组织文化。虽然很多弟子都对生病不就医的说法抱有深深的怀疑，但在这种文化的氛围下，只能是恶性循环、相互愚弄。王岚的行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王岚为了掩饰病情而将自己因病肿大的子宫说成是“修炼出法轮”，并在昆明法轮功人员中传播时，这难道不也是对其他“功友”的愚弄吗？

　　上述分析都是来自外部因素对王岚悲剧人生起到的作用，然而，但作为一个高学历者和医疗工作者，王岚的死还是离不开他的“自愚”。

　　首先，王岚的“自愚”来自他的心理失衡，特别是对权力的觊觎和不舍。根据余军的报道，王岚的仕途并不顺利，到昆明总工会前职务仅提升到主任科员。但在仕途不顺的王岚在法轮功中却找到当“领袖”的感觉，是法轮功组织实现了他未曾实现的权力欲望，这才有了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豪言壮语”和她一系列诸如“讲真相”、“劝三退”的非法活动。也正是这种对权力的不舍，直接造成了她的病情恶化。当她确认自己子宫肌瘤的病情之后，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将病历藏起来，还伙同功友吴莉编造了自己“可能修炼出法轮了”的谎言在昆明法轮功人员中散布，这既是维护“大法”的需要，更是维护“站长”权威的必须，由此却耽误了她本可救治的病情。民间有句俗语：“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每个人都不可能事事如意，必须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而不是寻求旁门左道的心理补偿，王岚恰恰是在心理失衡的情况下误入了歧途。

　　其次，王岚的“自愚”来自于他对科学精神的动摇。在王岚确定自己病情的过程时有这样一个细节：当王岚出现下腹疼痛、下身流血的症状时，出于医生的本能，她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就诊做了检察，发现了子宫内有包块。9月2日，她又悄悄来到云南九洲医院就诊，还做了B超。这些细节都充分表明了她作为一名曾经的医疗工作者的职业本能和专业素养。但面对这些事实，她却不愿接受，转而将希望转向法轮功的歪理邪说，表现出了对现代医疗科学的不信任和动摇，系统的医疗教育知识同她身上理应具备的科学精神严重脱了节。

　　最后，王岚的自愚来自于她的偏执和顽固，不能从善如流。曾经为法轮功所骗者自然不止王岚，问题在于受骗之后能不能认清邪教本质并与之决裂。前法轮功修炼者王瑞敏女士就是一个积极的例子，在她的其博客中有这样一句话“假如你错过，停止错误，是最好选择！”寥寥数语却感触良多，道出了她走出邪教，重获新生时发自内心的感喟。反观王岚的经历，她的偏执却近于顽固。2001年春节期间，她经教育曾一度转化，还通过媒体揭批过法轮功，但最终却又回到歧途。在她的经历中，老父的死没有唤起她的亲情，丈夫的离去没有唤醒她的爱情，女儿善意的劝导没有唤醒她的理性，即便是病入膏肓的时候，她依然拒绝女儿和社区工作人员就医治病的建议。从善如流、从谏如流，善于听取他人的建议是人生中重要的课题，但王岚的固执却最终酿成了她病亡的悲剧。

　　王岚之死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部分高学历、高技术人员对法轮功的痴迷。法轮功组织中不乏高学历者，已故法轮功高层封莉莉就有在江西医学院学习的经历和令人生疑的“博士学位”，“躲妈妈”竹博士的知识水平自然不可谓不高，这些高学历、拥有专业技术人对法轮功的痴迷一直令很多人困惑不解。但细究起来总躲不过以下几个原因：对科学精神信仰的坍塌；基于个人私利而利用邪教实现所谓个人价值；道德修养和人生观出了偏差。事实证明，学历、知识、技能只是一种经历和证明，但它们并不能保证人们可以避免误入歧途受到邪教思想的浸染。

　　王岚的悲剧是由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他愚”本是不幸，“自愚”却是不该，如果王岚能够始终秉持着对科学精神的信仰，用人间真情和理性守候精神的家园，也就不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成为至死不悟的愚者。在这一点上，王岚之死的警示作用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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