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是一个人稳定的生活态度与行为特征。稳定的生活态度表现为稳定的人生目标和志趣情感追求，有作用于外界的精神动力和评价标准作用；它从主观价值尺度上决定着人们追求什么不追求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以及做到什么程度。稳定的行为特征是实现目标志趣的稳定方法道路，也可称之为稳定的行为模式特征。人格形成于幼年童年、发展于少年青年、完善于壮年、坚固于晚年。李洪志成为欺世骗人的邪教主，既有其外部的环境原因，更有其内在的人格依据，还有着不同的早年、青年、壮年、晚年特征。本文试对其加以全面分析。

　　一、早年时“偏门求技”展露了“偏门求成”的人格基质

　　李洪志的父亲李丹（医生职业）一生婚变四次，第二次结婚后，其妻卢淑珍生下了李洪志及弟妹4人，在李洪志8岁刚上小学的时候卢淑珍再次被抛弃，她带着四个孩子主要靠卖茶叶蛋拮据地生活。这必然给童年时代的李洪志造成严重父爱缺失和心理负面影响。童年时期的李洪志“沉默寡言，轻易不与别人说话”，说明他患有严重的“父爱缺失综合症”。“父爱缺失综合症”的更突出特征则是“改变父爱缺失与个人地位的愿望强烈”。而实现这一愿望的方式方法，李洪志是通过学吹小号初步实现的。李洪志学吹小号是在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65年，那时大学并没停止招生，李洪志又是中上等学习成绩，走学好功课考学改变人生地位与家庭不幸的道路，是公认度高的正门之路。但他在见到老师杜万衡办公室里挂着一把小号时，便不顾杜老师“要学好功课”的严肃要求，反复地“磨磨磨”，缠着老师要求吹小号，笔者认为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好奇和兴趣，而是因为小号是重要的军乐器，吹小号能满足鼓舞斗志和调动指挥千军万马的精神享受，这与满足少年李洪志改变人生地位与家庭不幸的精神需求是极为契合的。也就是少年李洪志“偏门求技”并不纯是因他有这方面的兴趣与天赋，也不是真心想搞“无产阶级的战斗宣传”，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由“父爱缺失综合症”产生的“改变人生不幸与家庭地位低下的愿望需求”。特别是后来他成为“森林警察宣传队”的职业号手后，“吹小号水平始终一般且不安心工作，自由散漫”（据原文艺宣传队队长李春慈回忆）。完全可以证明他当时学吹小号的主要动机是“改变人生地位和家庭不幸”。这通过“偏门求技”以“改变人生和家庭的不幸遭遇和地位”的方法道路应该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成功的愉快为形成他“以正合，以奇胜”的人格行为模式奠定了初步基础。再加上那些“学好功课准备考学”的同学不久因文革的特定政策却必须“上山下乡”，这鲜明的对比应该更进一步强化了他“偏门求成”信念。以致他以后每次遇到改变地位的需求时，总是采取与此相似方法道路。

　　二、青年时“旁门求兴”发展了“剑走偏锋”的志趣与行为模式

　　李洪志凭偏门学得的吹小号一技之长进了当时森林警察宣传队，按当时的正统要求本应该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或为发展自己的爱好特长和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而努力工作和刻苦学习；但他却“吹小号水平始终一般且不安心工作，自由散漫”。也就是说他再次拒绝了一般人正面实现自己理想的方法道路，原因是他又想着旁门发展了。据他当时的队友王玉琪说，他当年并不太懂声乐，但却好为人师地一再教战友唱歌，这应该是他又产生了“绕开正门而从旁门求得发展”的动机。只不过这次是以失败告终。且1972年4月，军马场整顿文艺宣传队，将工作突出的队员安排当了文化教员或医生（当时是军官或地方上的干部身份）。由于他的工作表现实在太差，便把他分流到部队招待所当了一名服务员（仍是士兵身份）。然而1982年，李洪志复员之后通过岳父被分配到长春粮油公司当保卫（其岳父是公司科长）。先虽属于士兵复员，是工人身份，但不久又通过关系转为干部身份，再次获得了旁门求胜的成功。然而好景还是不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他的收入相对越来越少，甚至“铁饭碗”越来越不“铁”。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下岗分流和自谋职业已成了必然之势。能干什么呢，应该说90年代政府实行改革开放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市场经济，市场上择业的路子很多，李洪志熟悉可干的事情也很多，如做粮食生意、开旅馆或搞演出等等，可这一切都没选，而是选择了极容易造假和掺杂迷信的“气功治病”和“气功培训”——这一他最不熟悉的业务，不能不说是他好走旁门左道以求成功的人格特性再次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次的成功更是又深层地发展了其人生志趣目标和行为模式。

　　三、壮年时“邪门大胜”骗得了“师”“主”级的全方位人生享受

　　李洪志开始是利用业余时间给人“治病”获取钱财的。1990年去了一趟泰国，因“泰国人太‘不开面’——给他们治病，但这些人不给钱，因为这些人信佛，认为是佛派人来给我治病，这是我的佛缘，跟你没关系，我要把钱捐到庙里去。”（据李洪志的早期合作人李晶超口述）。但也正是这个游历事件，使李洪志在极度不满的同时，突然产生了当‘主佛’挣大钱且坐高位的奇想。“他回国后就像变了个人”“他说‘我感到高处不胜寒，因为我的功夫太高了，阿弥陀佛只相当于我的一个小指头。我要在这上面做出一番事业来’。”也就是说他要做的不仅是不需亲自治病而且掌管“结佛缘”“派人”给人治病的坐在庙中的佛，而是还要高过这种佛，做一个小指头就能相当于这种佛的后来所说的“主佛”。（资料来源粮油公司保卫科长阎国武及李晶超口述），并在随后辞了职。虽然辞职后的一段时间内仍是把气功与“神功”杂合在一起给人“治病”骗钱，但不久就感到当气功师治病挣钱麻烦大、挣钱少，弄不好还有穿帮露馅的危险。到了1994年，随着《中国法轮功》的编造完工，就专门做起“度人升天”和“掌管”包括地球爆炸与否在内的“宇宙成、住、坏、灭”的“主佛”之事了。这时让弟子贡纳的不仅是钱财，而且还有整体的人格和全部的思想行为，甚至是全部的身家性命。这比起从正路进入佛门，从基层做起，一步步地做到和尚、主持和更高的职位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处境来，当然要大大地“时间短、见效快”。而且走正门的修佛之路，到猴年马月也不会有挣大钱和驾驭弟子“要啥有啥、想干啥干啥”的“师”“主”级享受。这个时间段，可以说是李洪志邪路取胜的招术达到了顶级的发挥，也取得了高潮性的效果。

　　四、沦落时“边门苦撑”表现了固有人格的顽劣难移

　　法轮功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后，李洪志逃到美国，他只能博得局限于冷战思维和局限于本国甚至个人狭隘政治利益的反华势力的青睐。在他们面前，“李大师”的“邪门之技”能做到的也仅是扮出“受迫害”的可怜相，或编造“九评”“三退”“活摘”之类的谣言，以彰显能量，继续苟延残喘，现在已完全沦落到在西方边缘群体中苦撑门面的局面。然而就是在这“边门”之中，李洪志仍通过编造“经文”、召开“法会”、办“神韵”等等，继续制造“大法洪传”假象，继续鼓吹“宇宙正法”和“最后大清算”马上来临等大谎，以吸人眼球和振奋弟子精神，并企图“救度”新的上当者入伙以达到负隅顽抗、继续称“主”的目的。

　　纵观李洪志早年以来的生活轨迹，就是不断地走“偏、旁、邪、边”门改变人生地位、终于达到称“师”称“主”和“要啥有啥、想做啥做啥”的巅峰位置、被取缔后又死撑残局继续称“主（主佛）”的轨迹。而实现各阶段目标的稳定方式就是进行蒙人的言词欺骗。少年时代“偏门求技”“磨”着老师学吹小号可以说是“磨言缠胜”；青年时代走进兵营从事自己并不准备认真干好的小号手职业，可算是“豪言强胜”；壮年时代先是搞掺假的气功挣钱可以说是“假言骗胜”，后又编造和传播邪教走上“师”“主”的地位，可算是“妖言惑胜”；目前沦落残局时仍然大吹大擂，可算是“吹言撑胜”。

　　看一个人的过去便知道他的现在，看一个人的现在便知道他的将来。而掌握一个人的人格是掌握其提供的社会产品及服务的性质、特别是精神产品及服务性质的内在依据。“从水管流出的都是水，从血管流出的都是血”——从嗜好邪门取胜者的嘴里流出的只能是歪理邪说，从其手里推出的只能是帮助吸食精神鸦片的服务。痴迷这样的邪说和迷恋这样的服务，得到的只能是抛弃个人精力、钱财和全部身家性命的邪幻和狂妄！掌握了李洪志的人格之后，这一点我们应该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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