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地》的出笼，“讲真相”再次成为法轮功内热议的话题。近期，笔者在整理相关资料中，发现弟子们在“讲真相”过程中有一个奇怪的特征，那就是不许听众表示“中立”，这样的现象不禁令人称奇，于是就做了一下浅显的探究。
法轮功网站上有大量弟子的心得体会，从弟子的口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是这样不许听众表示“中立”的：
——对法轮功的态度不能表示“中立”。有弟子对听民众讲“请赶快了解法轮功真相，请选择与真善忍站在一起……每个人都需要定位自己的态度，所谓的中立是不存在的。”
——“三退”问题不能表示“中立”。有弟子威胁民众：“生与死面前你是不能保持中立的，如果你不退队的话，那么就归过去，就和邪恶绑在一起被淘汰了”
——信仰问题不能表示“中立”。有弟子自写道：“一个打工的兄弟，死活不肯退队……他说：‘你们讲这个，属于信仰的东西，我不反对，我保持中立。’我对他说：‘作为一个个人，你说的就不对了。因为在生与死面前你是不能保持中立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科研工作不许保持“中立”。有弟子总结：“不少人在自己从事的科学研究……有时你说什么真相，他还没听几句就反感了，认为你不正常……其中也有自视清高者，对什么都保持所谓中立。其实不过是只听一面之词被蒙骗后有意回避只求苟安而已。”
从以上种种表现来看，弟子们的“讲真相”根本不是对民众进行说服，而是通过言辞对民众进行威胁和恐吓，其实质就是强迫路人同意他们的观点，认同法轮功的歪理邪说。
其实，所谓的“讲真相”，说白了就是一个“说”与“听”的互动过程。说者用嘴，听者用心，有道理则接纳，没有道理则拒绝，这本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基本前提。但弟子们在“讲真相”过程中不但死缠烂打，要路人听他们唠叨，逼迫听众认同他们的观点，甚至当民众想表示“中立”态度时都会受到无尽纠缠，这就不可避免的暴露出“讲真相”的丑态来了。
首先，它暴露了“讲真相”对民众的无端滋扰。对于弟子的无端滋扰，海内外的民众早已到了出离愤怒的程度。在台湾，弟子们在景区四处“讲真相”、劝“三退”，被人们厌恶的称为“缠缠族”；在印尼，弟子因为非法用广播器材“讲真相”违反当地法律，遭到法院判刑；在新加坡，弟子因为骚扰罪而被惩治……不许“中立”的做法则是这些骚扰活动的升级，因为上述的骚扰行为顶多还只是强迫听众来“听”，而不许“中立”的做法则是逼迫听众来“信”了。
其次，它暴露了“讲真相”的专横跋扈。法轮功组织向来都是以“做好人”自居的，但有谁见过“好人”会强加于人、会诅咒恐吓的呢？民众是否“三退”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是否支持法轮功那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特别是西方社会的民众，他们十分崇尚本体意识、个性解放、言论自由，更十分珍惜表达个人意愿的权利。弟子们这种不许民众表示“中立”的做法，不但是对西方民众自由表达权利的践踏，更是一种为中国人所不耻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它集中体现了弟子在“讲真相”过程中的专横跋扈。
再次，它暴露了“讲真相”的政治实质。李洪志口口声声说法轮功组织是“不政治”的，但在“新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地》中，他又赤裸裸地将矛头指向了中国政府和中国的执政党。而在弟子们的“讲真相”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推《九评》、劝“三退”，他们不允许听众对这些内容表示“中立”，这本身就是一种倒向一边的政治宣传和布道。在政治学中，权力是一个核心概念，所谓权力就是一方强迫另一方做其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从弟子们强迫民众接受所谓“真相”的过程来看，他们的行为事实上就是在建立一种对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力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许民众表示“中立”，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如假包换的政治行为。
最后，它暴露了弟子在“讲真相”中的私心。其实不许民众表示“中立”还有一个最直接、最实际的原因，那就是为“三退”凑数。弟子们劝“三退”是有任务要求的，为了完成任务，弟子们只好死乞白赖地让路人表态。好不容易逮到个路人，可这个路人偏要说“中立”，这岂不是让弟子白费功夫？所以他们自然不肯放弃，一定要赖出个结果，也好完成一个名额。就普通弟子而言，“讲真相”不过是个幌子，诱骗民众进行“三退”，完成“师父”交待的任务才是主要目的。
对于一件事情是否表示自己的态度，是需要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对这个事物的充分了解。对于不太了解法轮功邪教丑恶发展史的民众，特别是对于一些外国民众而言，因为不了解来龙去脉，所以表达出一种中立的态度，这本在情理之中。但弟子们却偏要违背民意，强迫民众赞同他们的观点，这种行为只能让人们看到“讲真相”的心虚和不怀好意。
伏尔泰有一句名言：“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集中体现人们对言论自由的热爱和捍卫。对于很多民众而言，法轮功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它讲不讲“真相”与自己根本毫不相干。但这个邪教组织却偏要强加于人，甚至连民众表示“中立”的权利都无端剥夺，这就将“讲真相”的丑陋暴露于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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