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丽华，今年六十七岁，家住北京市金融街，是北京市某幼儿园的退休职工。
一九九四年六月，在朋友的介绍和鼓动下，我就开始在陶然亭公园习练“法轮功”。退休后，我就在民族宫门前练功。最初练功的目的确实很简单，就是为了健体强身。但后来看到《转法轮》里说，练法轮功既能修“性”、又能修“命”，既能“通天”，又能“通地”。“师父”还可为练功人“开天目”。练了法轮功后，既能通晓过去、又能预测未来；可以使人超凡脱俗，更能使人青春常驻、返老还童。就相信了“师父”李洪志真的就是“宇宙主佛”，是到人间来“度”我的，自己决不能错过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了。所以，我每天除了做些必做的家务活外，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了练功和看《转法轮》上。由于我的文化水平较低，读、背李洪志的《转法轮》和经文有困难，我就花费比别人多的时间和工夫去学，做到了一心一意修炼，一门心思想上“层次”，以便早日脱离人间“苦海”，到达铺满金子的“天堂”。
记得是练功第三年的春节前，丈夫见我的鞋坏了，就对我说：你的鞋都这么旧了，你自己去买双新鞋吧？而我当时竟然回答他说：“买什么鞋呀，等我的功练好了，就能到天堂去，那有金子铺的路，要什么有什么，还缺鞋穿？”现在丈夫还偶尔开玩笑地提起此事，可见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是多么可悲又愚昧无知。
我祖籍在天津，我家姊妹三个，小时候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挣钱养活全家，生活比较拮据。平时，父亲从不乱花零花钱，烟酒不沾，家里有点好吃的都紧着我们仨孩子。一九六九年我出嫁的时候，父亲拿出了家里仅有的八十元钱积蓄，又向邻居借了二十块钱，凑了一百元给了我。我出嫁后没几年，我就随丈夫到了北京。虽然北京和天津相距不远，但一方面有工作在身，加上婚后不久又有孩子的拖累，所以很少回天津看望父母，只是每年给父母寄点钱表表孝心。
一九九七年，父亲在天津因病去世，我当时练法轮功练得正起劲，就没有去天津奔丧，丧事全由在天津的弟弟和妹妹办理的。父亲的去世，我并没有感到痛苦或因为多年没有去看望父亲而内疚。相反，却认为父亲因病去世，就是因为没练法轮功，而且是过去的“业力”太重的缘故。因为“师父”告诉过我们：“生老病死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业力轮报，你欠了债就得还。”父亲的死，更加让我感到了练功的重要和紧迫感。
父亲去世后，母亲就轮流到弟弟和妹妹家里去住。八十一岁的老母亲，因得过脑血栓，腿脚不灵便了，而弟弟妹妹都忙于上班，实在是难以照顾好母亲，只好打电话向我求助。我怕母亲的到来影响自己的修炼，就再三找借口推脱，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母亲，而我又多年未尽孝道，最后万般无奈之际，我只好打发丈夫赶赴天津，将母亲接到北京来生活。
母亲原以为能够在我家里享受亲情的快乐，在女儿的伺候下颐养天年。但殊不知当时我痴迷法轮功，急于“上层次”和“圆满”，整天地忙于“学法”、“弘法”、“护法”，哪有什么心思去照顾老母亲。有时一整天都不和母亲说句话，而母亲有时找话同我讲，我也不理她。因为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母亲在屋里呆腻了，就想下楼遛遛弯，让我搀扶她下楼陪陪她。但我为了不耽误自己练功学“法”，竟然狠心地让母亲自己下楼。母亲伤心地说：“我这么大岁数，腿脚又不灵便，你怎么就不能陪陪我呢？你这哪像是我的亲闺女呀！练了法轮功，好好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变成这样了呢？难道连你的亲妈都不管了吗？”
丈夫见丈母娘想下楼，就劝我扶她下楼。我冷冰冰地对丈夫说：“我正在学‘法’呢，没有时间，你要愿意你就去扶。”丈夫说:“那可是你的亲妈，你不管谁管啊!”母亲伤心的话，却使我想起师父曾经在经文《悉尼讲法》中说过这样的话：“你真正的父母是在宇宙产生你那个地方，那儿才有你的父母。所以你真正的父母，正在那儿看着你，盼你回去你不回去，迷在这里，还觉得这里都是亲人。”所以，自己也心安理得，并不觉得有什么歉疚。
就这样，母亲在我这里居住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她的饮食起居全部都由丈夫来照料，我从来都是不闻不问，就好象我身边没有这个母亲一样，每天一睁眼就想着要抓紧时间学“法”修炼。
一九九九年春节后，母亲身体明显不好，经常喊头晕，还伴有耳鸣，有时还突然晕倒在地。丈夫说，咱们把妈送医院检查检查吧。我极力阻止地对对丈夫说，送医院只能增加妈体内的“业力”，不能治好妈的病。我练功，我妈也能从中受益，病会逐渐好起来的。由于没有及时到医院治疗，不久，母亲就卧床不起，再没能起身下地了。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早晨，我不顾卧病在床的母亲，按照民族宫门前练功点的通知，为了不再落下“这是最后一次圆满的机会了”，也去了中南海，参加了法轮功组织的、非法聚集围攻中南海的集体“护法”活动。
晚上我很晚才回来，当丈夫得知我和大批法轮功人员跑到中南海去闹事时，不由得对我大声喊起来：“你有毛病了吧？放下你有病的妈不管，跑到中南海去无理取闹，你是傻子还是疯了？谁让你去的？”而我根本不理会他那一套，心里非常得意，因为我这次“护法”行为，表明自己是走在“圆满”的路上了。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不去掉情、欲，不放下常人心就修炼不好；只有放弃人间的一切情爱和欲望才能上层次，才能达到最高境界。”为了实现修炼的目标，我可以舍弃一切。
同年七月，政府依法将法轮功取缔了，我当时极为不满，认为政府不了解情况，决定肯定是下错了。为了尽快实现“圆满”的目标，我不但在家里偷着练，还不断地与其他功友联系，传看师父的新经文。为了实现“师父”所说的：“那些走出来的人都是圆满，那些没走出来的人将不会再有圆满的机会了。”我加紧了与功友的秘密串联活动，继续到比较繁华的大街去散发法轮功宣传品。
二零零零年三月，女儿生了个小外孙。按说我这个当外婆的应当喜上眉梢，前去细心照料才是常理。可当时我的心情并不好，法轮功被国家定为邪教并予以取缔了，不能公开练功了，很多人都退出了练功的队伍，我去找人家，人家都不理我了。而我却因为痴迷其中不能自拔，哪有什么心思帮女儿管外孙子啊。只是去看了看，就再也不理睬了。女儿伤心地对她爸说，我妈怎么了，是有病了吗？您管管我妈吧，再这么练下去，我妈非得精神病不可。
二零零零年五月，久病的母亲也因病撒手人寰了，我草草料理了后事继续了我的修炼之路。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四日，当我再次在大街张贴法轮功宣传品时，被巡逻的公安民警当场抓获。我因为从事违法的邪教宣传活动，扰乱了社会秩序，因而受到了民警的严厉批评和警告。
我丈夫是一个老实巴交、遵纪守法的人，我过去也曾多次动员过让他和我一起练法轮功。但他看了看《转法轮》后对我说：“我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什么鬼啊神的，李洪志的那些话怎么我看了都云山雾罩啊，都哪跟哪啊！”因而遭到了他的拒绝，他压根就不相信法轮功宣传的那一套。这次我出事后回到家里，丈夫拉着我的手说：“丽华，咱们不练了行吗？你练的什么功还非得上大街去闹，你原来不是说练法轮功是为了健身强体吗？现在怎么成天跑到大街上去贴什么传单了呢？你知不知道，大伙是怎么看你的啊，成天疯疯癫癫的，你这样做对有你什么好啊！”而此时候的我，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上了“层次”的人了，不是常人了，与丈夫是走在不同路上的人了，他根本无法理解我走在“神”路上时的心情。
丈夫没想到法轮功被依法取缔并定为邪教后，我还会出去张贴法轮功宣传品，这次还在公共场所丢了丑，认为这回是我把他的面子给丢尽了，今后再也无颜与左邻右舍打交道了。为了避免在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丈夫只要看见我原来的功友一来家里，他就往外哄人家。只要我一外出，无论我走到哪，他都跟着我到哪，生怕我再出去惹事。
但我并没有因为从事违法的邪教宣传活动，受到批评和警告而使我觉醒。我想到“师父”说过：“你还得吃一点苦，遭一点罪，把自身的业力消掉一些，那么你就能够升华上来一点，也就是说，宇宙的特性对你的制约力不那么大了。”“师父”还说过：“你断不了这个情，你不从中跳出来，你就修不出来”。所以，我自认为上了一个“层次”，离“圆满”又近了一步。想到这里，因此，我冷冰冰地对丈夫说：“我的事你不用管，咱们俩今后各走各的路，谁也别管谁。等我‘圆满’了，你会跟着我受益的，到那时候有你享不尽的福。”听到我说的这些话，丈夫的心也不由得绷得紧紧得，喘不上气来。
我整天被丈夫这样看守着心里特别别扭，为了实现我追求的“圆满”目标，避免外人干扰我练功，我干脆跑到了天津，住进了原来母亲的家，独自一人一心一意练功学“法”，从此再也不理睬丈夫了。
我从事违法的邪教宣传活动的消息传到了社区，社区的“反邪教志愿者”通过丈夫，知道了我在天津的住址，专程到天津找到了我，不厌其烦地反复地向我宣传国家政策法规，揭露了李洪志的欺骗行为和谎言。这些话我根本不听不信，反而板着面孔对来者说“我的事由我自己负责，我练法轮功也是为了做“好人”，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
后来，为了帮助我，社区的“反邪教志愿者”和丈夫一道，再次到了天津，把我接回了北京。社区“反邪教志愿者”专门请来了已经醒悟的原法轮功习练者，以她亲身的经历向我述说了李洪志谎言对她的毒害。由此，我才开始对自己练功后的亲情泯灭，不管母亲、丢弃天伦之乐、与丈夫行同陌路人等行为开始了反思。
在社区的“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和启发下，我终醒悟了。也认清楚了李洪志既不是什么“宇宙主佛，也没有“法身”，他也根本保护不了他的弟子。李洪志的“圆满”和“白日飞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弥天大谎，自己过去的确是被李洪志给欺骗了。多年来，我在李洪志所谓的“圆满”强烈的诱惑下，渐渐地丢失了正常人对是非的思维判断能力，不顾一切地跟随李洪志搞什么“护法”、“讲真相”、“救度世人活动，不但害了自己，还割断了上下的母女亲情、严重地伤害了最疼爱我的丈夫，我万分愧对我的亲人，我要用我的行为，弥补自己的过失，用我悔改的心来修补留在丈夫和女儿身上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