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许小华，原福州市软件园某高科技公司商务部经理，我的丈夫原是福州市某日资公司的工程师，我与丈夫是大学校友，相似的教育背景、共同的兴趣爱好使我们两人由朋友变为恋人，最后走入婚姻的神圣殿堂。
婚后，我们的感情并没有因柴米油盐的琐碎小事而冲淡，我们常常一起下棋、散步、猜谜、吟诗、看书，迷“连续剧”……不久，儿子的降生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不少欢乐，一家人其乐融融。
可是，这一切都因我练法轮功发生了变化。我有晨练的习惯，1998年一个清晨，我在慢跑时，看到了一群人在打坐，便怀着好奇之心走过去，这时一位阿姨迎了上来，她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向我介绍起法轮功，说法轮功是佛家气功，练了可以“健身祛病”，不用打针、吃药、住医院，还讲了一些“真、善、忍”做好人之类的话，并介绍我看一本叫《法轮功》的书，说书中有深奥的佛理。我一听是佛家的气功，还这么神奇，就有一种想尝试练习的心理，因为我已被胃病折磨了十几年，如果“练功”能把我的病治好，解决我的痛苦，还不用打针、吃药，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自那以后，每天的晨练变成了练法轮功。按“师父”理论，“练功”之初，要多“学法”，也就是要读《转法轮》，而且“学法”时间一定要多于“练功”时间。为了学好法，我将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法练功”上，再没时间去陪丈夫下棋，更别说吟诗作对、猜谜看电视了。很快，我便学会了功法动作，练了一段时间，隐隐地感觉病情有所好转，再后来，胃竟然不痛了。
按照“师父”李洪志的理论，人之所以有灾、有难、有病、有残，甚至早早夭折，都是由于生生世世积下来的“业力”所致，对于“真修弟子”，他会帮忙消去这种“业力”，所以“真修弟子”没有病，也不该去医院看病。但凡出现病状，那是他在帮弟子往外推“业力”，清理身体，弟子只要承受过去，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而如果打针吃药，则又将“业力”压回去了，将来还得往外返。
接受了“业力论”的思想后，我生病不去医院，连儿子生病也不闻不问，而一味让他念“法轮大法好”，妄图希望“师父”能帮他消去“业力”，自己则出外 “弘法”。为了 “功德无量”，我搭上了所有的节假休息日。我的疯狂举动令我丈夫对法轮功深感厌恶，多次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再练了，但我却置若罔闻。
1999年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并没有因此而清醒，而是偏激地认为，政府取缔法轮功是一个错误决定。在 “宣传不宣传这个法，维护不维护这个法，是对每一个大法弟子心性的考验”。“而经不经得起‘考验’，是不是‘真修弟子’，能不能上‘层次’，是最后圆满的关键。”等歪理邪说的鼓动下，我像许多法轮功修炼者一样，不顾一切去北京“护法”。我向单位请了假，偷偷地收拾好衣物放在柴房，没和家人打声招呼就上了北京。我“失踪”后，家人心急如焚，用尽一切办法打听我的下落，后来才从同修处得知我去了北京，见我平安回来，家人才松了一口气。
丈夫对我的不辞而别伤透了心，但他还是耐心地找我谈了几次，每次我都无动于衷。无奈之下，他最后甚至央求我说：“只要你不练法轮功，你让我做什么都行，什么我都满足你。”可我当时心里想的是：“只要我圆满了，你们都可以到我的世界去享福，虽然暂时不能使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但未来的幸福快乐确是无可比拟的。”可是这些话不敢对丈夫说，因为我知道，在常人看来，这种想法简直是精神错乱，我只对丈夫说：“我欠你的，以后加倍还你吧！”丈夫看我这种态度，绝望到了极点，愤而与我分居，睡到另一间房，后来看对我没多大触动，又搬到外面租房住了。
丈夫原以为这样可以使我惊醒，从而反思自己的行为，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上来，可我却越陷越深，在李洪志一篇篇“考验”、“过关”、“魔的干扰”、“圆满”、“正法”等“经文”的蛊惑下，已完全丧失了自我，丧失了正常辨别能力，不仅不能体会到丈夫的良苦用心，反而变本加厉，越加“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不仅将所有的业余时间、甚至绝大部分的金钱都用在了宣扬法轮功上，丈夫在外面住了一段时间后又搬了回来，我却没有对丈夫的回来表示任何欣喜，反而心里认为他是一种障碍，对他的生活起居也是不闻不问，家里完全成了一个虚设的旅馆。“哀大莫过于心死”，丈夫对我彻底死心了，平静地跟我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沉浸在法轮功中的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昔日恩爱的丈夫会与我离婚，更没想过自己要与丈夫离婚，我想只要到“法正人间”、“真相大白”的那一刻，丈夫、包括所有的人对法轮功的误解都会冰消云释。我甚至天真地幻想李洪志早日让我们“白日飞升”，给世人一个“永远的教训”，从而可以让丈夫看到法轮功的“殊胜”，理解我为什么可以为法轮功而不顾一切。
在社区心理医生的帮助下，我渐渐走出了法轮功的阴霾，我幡然醒悟，法轮功让我饱尝了家庭破碎后的内疚与悔恨，让我的儿子失去了完整的家庭，使原本快乐、开朗的他变得沉默、内向。如果当初我能够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用正常人的思维去分析一下法轮功的理论，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我想也不至于会落到如今家破人散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