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谭运武，今年80岁，家住湖南省宁乡县金洲镇关山村。我的老伴叫邱玉梅，今年82岁。我们是能吃苦耐劳的朴实农民。 1987年，五十多岁的我开始在县城沙河市场做农副产品生意，一做就是整整11年。那时我的年收入都有2万多元，日子过得还算和美。

　　1998年元月，我经人介绍开始练习法轮功，我的老伴体弱多病，为了身体好一些，也跟随我一起“练功”。我们早晨在体育场集体“练功”，晚上则到原肉联厂宿舍练功点打坐、“练功”，一练至少两个小时。我们听说“练功”不但能治病，而且能“圆满”，更来劲，干脆把经营许多年的门店转手了，在县城每年花费2000多元租房住，一心一意“学法”、“练功”。即使明天没有早饭米，我们也不急。儿子反对我们练习法轮功，我振振有词地解释：“这样好的功法怎么能不学呢？不用打针吃药，病自然好了。修炼好了，还能圆满升天。”

　　1999年7月，我听说政府将取缔“法轮功”， 自以为做“好人”没错，对取缔“法轮功”的决定想不通，就赶到省政府“上访”。不仅如此，我思想变得更加顽固，继续在家里努力“练功”。

　　2000年2月，我和老伴在县体育场连着偷偷练了四个早晨，认为这是提高心性、“上层次”的好机会。我横下一条心要以苦为乐，虽然没去北京“正法”，但在这里提高，是一样的。李洪志“经文”《挖根》曾说：“我要你们决裂人时，你们都不会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我对这些“经文”烂熟于心，认为这是走向“圆满”的重要一步。因此我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言行，反而认为政府分不清正与邪、好与坏、善与恶，继续坚持打坐“练功”。

　　在家里，我不许子女们说“法轮大法”不好，不准谈论李洪志，担心他们“下地狱”。我对其他亲朋好友，也是如此，死心踏地维护“李师父”。我甚至晚上铤而走险，外出散发法轮功传单和光碟，自以为这是为“法轮大法”做好事。

　　这些年里我和老伴得了病，总是不吃药，不医治，病情越拖越厉害，身体也大不如前。我却认为是自己和老伴未“精进”真修。2003年3月，子女们将我和老伴送到心理矫治中心。反邪教志愿者在台上授课，我却认为这些人是“邪恶”，要“下地狱”，怎么得了啊，因为“师父”讲了“法正人间”时，这些破坏“大法”的“邪恶之徒”都将“形神全灭”。志愿者苦口婆心地开导，我却暗中给自己鼓劲：“我快70岁了，离‘圆满’越来越近了，这个关键时刻绝不能背叛师父，要坚持学大法。”于是，只想早日“圆满”、“得道成仙”的我向志愿者表示“绝不背叛师父，情愿撞墙而死”。

　　志愿者与我谈了两天两晚，我却抱着对李洪志的“情”死死不放，不愿承认“法轮功”是邪教。我甚至想从二楼房间跳下去，幸亏志愿者紧紧抱住了我。他们都说我简直是个不讲理的“老顽童”。

　　李洪志抛下的“圆满”这块馅饼，使年逾古稀的我眼巴巴地盼望，吃不到，却不愿放弃。因为一时难以做通我和老伴的思想工作，近几年来，志愿者们决定循序渐进根治我的思想顽疾。他们从静化我的居住环境、排除外来干扰入手。我家本在离县城较远的金洲镇关山村。这些年我在县城租房子专门“学法”、“练功”，一些功友常到我租房处秘密“串联”。志愿者动员我的子女做通我的思想工作，搬回僻静的乡下居住。

　　我从18岁开始抽烟，抽了几十年，得了支气管炎，早晨起床出气都困难，走起路来提不动脚，不停咳嗽；我年轻时候砍伐树木，头部被树木砸伤过，患有偏头痛。我却认为这两种病是前世的“业力”造成的，才寄希望于“学法”、“练功”消除“业力”。志愿者们定期上门走访，从我的身体状况谈起：“老谭，您过去得了支气管炎和偏头痛这两种病，照李洪志的解释，是‘业力’造成的。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业力’，是您长期吸烟和头部受伤导致的。”

　　志愿者们和我从拉家常到谈古论今，渐渐地拉近了距离，我心中的疑虑在一问一答中开始化解。令我感动的是，我的老伴身体差，患有口腔炎、胃下垂、高血压和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特别是口腔炎严重时，口舌生疮起泡，不能讲话，晚上常常只能张开口睡。志愿者们常常来家里向我和老伴讲解科学的养生之道，见我俩态度逐渐松动，不再那么抵制他们，还帮我将老伴送往县人民医院精心医治，使病情有所好转。老伴还患有白内障，起眼屎，流眼泪，看不清东西。志愿者们又热情联系民政部门，免费为我老伴在县中医医院做了两次手术，使她双眼复明。

　　在志愿者们的持久帮教下，我和老伴终于明白了苦苦追求的“圆满”原来是一场骗局，是白日做梦。现在回想自己过去追求“圆满”的经历，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不堪回首。我庆幸自己醒悟了，现在活到了80岁。若没醒悟，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图为谭运武夫妇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