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余秀红，今年61岁，现住广州市黄埔区。1972年高中毕业后，我分配在广州一国有企业工作。我曾经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是我同一车间的同门师兄，对我体贴有加，儿子乖巧听话，虽然收入不高，但一家过得幸福充实。

　　我一直身体就不好，犯高血压、类风湿、胃炎等多种疾病，为了强身健体，从1990年起我就开始练习气功，先后练习了智能功等4种气功，对气功理论和自然现象深信不疑。

　　1993年3月，原来跟我一起练习气功的符大姐悄悄的告诉我：有一种功叫法轮功，它跟其他气功不同，不收学员的钱，只是占用时间，简单易学，练好了不但能祛病健体，还能“上层次”、“圆满上天国”，并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和练功录像带。我拿到《转法轮》如获至宝，没多久，就把《转法轮》中的所谓精粹背得滚瓜烂熟。符大姐还带我去天河体育馆的练功点练功，那里的人都是按照“真、善、忍”要求办事，团结互助，不知不觉中我陷进了李洪志精心设置的魔圈。此后，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参加集体练功、学法。随着有规律的运动和功友们一起交流的氛围作用，我感觉身体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了。

　　为了“上层次”、“求圆满”，我将更多的心思放在练功上，每天早上一起床到练功点练功，随便买点早餐吃就去上班，晚上一下班就去符大姐家“学法”，对丈夫和儿子不闻不问，家务事懒得做，儿子的学习也不辅导，导致儿子学习一落千丈，丈夫每天下班回来看到家里灶台冰冷、满屋狼藉，意见很大，经常跟我吵闹。年迈的父母专程从南海老家赶过来，流着泪哀求我不要练法轮功，甚至以死相逼，我仍不屑一顾。单位领导多次对我进行教育，但我仍坚信法轮功，并明确表示工作可以不要，法轮功不可以不练。因为我的冷漠，亲戚朋友也不来往了。往日温馨的家，变得一团糟。但这些在我看来，是《转法轮》所谓的放下“名利情”和“执著心”的良机。

　　1999年7月，中央公布取缔法轮功时，我感到疑惑不解，又看了电视播放的《李洪志其人其事》的报导，认为这是造谣，是对法轮功及“师父”的诬陷。为讲清真象，我觉得作为“大法子弟”应该去反映一下自己的实修体会，2000年4月，我孤身一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去北京“弘法”。

　　由于我长期不吃药，从北京回来后，我的高血压病又犯了，严重到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我仍坚决拒绝去医院，反而认为：“这是‘师父‘在考验我，在给我‘消业’”，最后家人只好强行送我入院救治。经医生全力救治，我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留下了脑中风的后遗症，现在我的左手左脚很不灵活，但我却认为是师父帮了我。出院后，我不听医生和家人的劝告，病情稍稳定又拒绝打针和吃药，继续虔诚地修炼法轮功。

　　由于我痴迷练法轮功，经常上班迟到旷工，单位领导多次找我谈话，一气之下我递交了辞职报告，儿子学业受到影响，中考时连普通高中的分数线也没达到，最后只上了一所技工学校。看着死水一潭的家，丈夫早已身心疲惫，心灰意冷，2004年与我办理了离婚手续，我反而觉得自己去掉了“名、利、情”，练功就不受干扰。

　　2007年，儿子从技校毕业后，分配到南海工作，并在南海安家。2010年，儿子生了个大胖小子，儿子叫我去帮忙照顾，他本意一来不想我一个人孤独的生活，二是想我带孙子分心无暇练习法轮功。虽然我表面上答应不再练功，但儿子和媳妇一上班，我又偷偷摸摸地练。一次，功友叫我去听辅导报告，我看到孙子还在床上睡觉，就偷偷跟着出去了，孙子醒了后因找不到人，从床上爬下来，结果摔倒，脑袋撞到床头柜上，额头磕破了，流了满脸的血，哭得脸都变紫了，我回来后并没有送他去医院，而是盘腿坐在地上发“正念”，请求“师父”帮孙子清除身体上的“业力”。媳妇回来后，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一手将我推开，抱着儿子冲到医院。经医生检查，轻微脑振荡，为在伤口上缝了4针，至今还留下一块疤。事后，儿媳妇将我赶出家门，不再让我带孙子，我只好收拾行理，孤身一人又回到广州冷清清的家。

　　因为长期不吃药和饮食不规律，头晕、手指关节弯曲、胃疼等疾病缠绕着，特别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种疼痛感是说不出的难受，严重时无法入睡。面对这一切，我疑惑了，我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修练，为什么得不到“圆满”，却是家徒四壁，孤家寡人。在我困惑的时候，反邪教志愿者来到我身边。

　　如今，我彻底与法轮功决裂了，加入了社区的舞蹈队和气功队，生活也重新走上正轨。回想自己近20年来的练功经历，真是一场噩梦，是李洪志毁了我，也让我失去了家。

【责任编辑：王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