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江寨红，现年47岁，家住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金紫街46幢4-2号，原是市轮渡公司的职工，曾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父母慈祥，妻子漂亮善良，生活安宁，一家人其乐融融。

　　1996年9月份的一天，我在附近公园散步，看见有十来个人盘着脚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处于好奇心，我便凑上前去看个究竟。只见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给大家讲，说他们正在练一种最新的功法，这种功简单易学，不仅可以祛病健身，还教人修心性，做好人，练好了还能“上层次”、“圆满”，飞升“天国世界”……我觉得很好奇，就跟他们学习几种功法，临走时，还掏钱买了一本《转法轮》，打算回家好好看一看，当我把《转法轮》看完后，觉得这就是我追求的东西，于是就开始迷上了法轮功。

　　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还和往常一样，积极工作，周末带着妻子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可是随着我长时间接触法轮功，对家庭不再像以前那样负责了，孝敬父母和对待妻子大不如前，一有空闲时间就用在了“学法”、“练功”上，法轮功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慢慢地，我感觉到与“常人”不一样了，自己已经上了一定的“层次”，“常人”很庸俗，只知道积极努力地工作，是因为将名利看得太重，觉得作为“常人”的他们好可怜。因为“师父”说过：“执著于亲情，必为其所累……年岁一过，悔已晚矣”。发现工作和家庭成了我修炼的羁绊，于是我干脆辞去轮渡公司的工作，也不再关心家人的状况，除了修炼，一有时间，我便和功友们交流心得体会。家人都劝我不要再练了，迟早要吃亏的。可我已完全被“上层次”、“圆满”，飞升“天国世界”给冲昏了头脑，执拗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妻子在家与我大吵大闹，还将我挂在墙上的“师父”画像给撕了，我生气地打了她，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打她。我坚定地告诉妻子：“我可以放弃一切，就是不能放弃‘大法’！”妻子不堪忍受我的言行，独自一人搬回娘家去住了。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当时就是想不通，法轮功是让人做“真善忍”，“做好人”，怎么就不让练了，一定是政府搞错了，是一场误会，迟早要为其“平反”的。于是我开始为李洪志的法轮功喊冤叫屈，始终不愿意承认法轮功是邪教的事实，依然坚持修炼“大法”，还闹着要进京去“护法”。家人好言相劝，叫我面对现实，不要再执迷不悟，年迈的父亲在我面前泪流满面，痛哭不止。然而，我把这一切都当成“考验”、当成“过关”，心中只有一念：“坚修大法心不动”、“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

　　2000年7月，我相约几个功友到北京去“护法”，被遣返，但我无动于衷，心中别无他念。之后我更加热衷于“弘法”、“讲真相”，逢人便介绍法轮功，见人便叫人学法轮功，希望更多的人“得法”。

　　2000年9月，妻子终于忍受不了了，向我提出了离婚。我不但没觉得留恋，相反我心里很高兴，这不正是《转法轮》中说的要放弃“情”吗？这不正是对我的“考验”吗？我当时认为离婚了，自己的“功法”会更上一个“层次”，为了加速“修成正果”，我欣然同意，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父亲得知我婚也离了，经受不起打击，从此卧病不起，郁郁寡欢，母亲也日夜以泪洗面。然而，面对这一切，我依然无动于衷，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怨无悔。

　　2004年5月份，父亲终因我痴迷法轮功、不顾家庭而忧郁成疾，离开人世。母亲托人找到我，劝我回去看父亲的最后一眼，可我却在外一心“护法”，真正的父母在宇宙，人间没有真正的亲人，所以对父亲的去世无动于衷，最后让父亲含恨而终，从此我与家人几乎断绝了所有关系。

　　一直到2009年3月，听重庆市法轮功总站站长顾智毅说，功友汤毅的病情很严重，希望能找几个“功法”深厚的人去为他“发正念”消业。于是相约王万兴、王大苏、许红敏、余兴珍、高占英等几个层次较高的功友去为汤毅清理身体。在汤毅家里，我们分别在他床边、沙发上、地上盘腿“打坐”，给他“发正念”，“清理屋内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在连续几天上午的10点、11点、12点三个整点“发正念”，而后就集体“学法”、读“经文”。当时，我们坚信“发正念”给汤毅“消业”，他一定能够好起来。

　　然而，汤毅的身体不但不见好转，反而一天不如一天，他臀部的褥疮烂得更凶，手脚变得僵硬麻木，人也瘦得只剩皮包骨了。汤母见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就打发我们相继离开了，打算还是送医院。汤毅害怕形神全灭，坚持不去医院，说宁愿死在家里也决不去医院，就在第二天夜里，汤毅由于长期拒医拒药，一再延误治疗，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看到功友汤毅如此虔诚的修炼，也没换来李洪志“法身”的保护，反而却让他过早地撒手人寰，我开始对法轮功产生了怀疑。后来，在社会志愿者的耐心帮助下，我逐渐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原来法轮功所谓的“消业”、“上层次”“圆满”，飞升“天国世界”，都是骗人的。现在清醒认识到，是骗人的法轮功害我毁了幸福温馨的家庭。

【责任编辑：孙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