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组织的“洗脑”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其实就是对信徒进行正面信息渠道的封堵、原有信息的清洗、邪教信息的填充的过程。邪教组织只有完成了信息“洗脑”过程才能把“信徒”从正常人变成任他们驱使的“木偶人”。在这方面，法轮功邪教组织对练习者的信息“洗脑术”就很具代表性。

　　——用“法理”封堵正常信息来源渠道

　　电视、广播、报刊、网络、书籍、艺术作品等大众媒体平台所传播的信息，因其来源广泛、种类繁多和数量巨大而日益成为个人主要的信息来源渠道，这些信息当然会与法轮功所宣扬的歪理邪说产生致命的冲击。因此，封堵练习者这种正常信息来源渠道无疑是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头等大事。为了达到封堵的目的，李洪志一方面通过其“法理”进行封堵。以以偏概全的方式，把大众媒体所传播的一些负面信息无限扩大化，进而以“魔性”扩大到对整个大众信息平台的污蔑“人就象一个容器，装進去什么就是什么。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至其它魔性的表现等等”“一个是文艺创作，一个是美术创作……直接影响和带动人的道德观念的改变，败坏人最快最直接……搞出一些现代派的、魔性很大的东西”“到了今天，艺术正在成为人类魔性实实在在的展……完全成了魔性发泄的工具”，用“法理”把练习者推到这些大众信息平台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大肆通过法轮功媒体给接触大众信息平台的弟子扣上“执著”、“魔性”的帽子，以此宣扬所带来的“恐怖”后果，这种文章在法轮功媒体中是比比皆是，如《看X党电视的教训》、《认清‘电视魔’，切勿再放任》、《也谈看电视等执著》……其大意均大同小异，无非是警告习练者要远离“常人媒体”，通过此种信息控制手段堵塞练习者的信息流通渠道，限制习练者的信息审查能力，使练习者人为地放弃了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主要的信息流通渠道，转而为下一步填充法轮功信息奠定坚定的基础。

　　——用自身媒体大量填充法轮功“信息”

　　与一些邪教组织的实施的信息“洗脑术”不同的是，法轮功在封堵练习者正常信息来源渠道的同时，还建立了庞大的用于填充法轮功邪教信息的媒体平台。为了构筑这个信息填充平台，李洪志及其法轮功下足了血本，建立起来的媒体平台包括报纸、广播电台、电视、电影和网络等，并按照不同分工又分为大法媒体和常人媒体两大类。大法媒体负责传达李洪志及法轮功总部指令，指导信徒修炼，宣扬修炼“神迹”，强化练习者的“心理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常人媒体在宣扬法轮功的同时，还主要负责搞反共反华宣传，刊载大量有关中国国内法轮功练习者遭到“酷刑”“折磨”“洗脑”等这类“莫须有”的信息。有的以“常人媒体”的形式出现，编造出诸如“器官活摘”等等耸人听闻的“法轮谣言”，以满足练习者对各种常人信息的获取欲望。有的则充分发挥其电视媒体有声有影的作用，大力宣扬其“法轮文化”和播发大量的反对中国党和政府的图文信息，强化练习者的仇视心理。法轮功邪教组织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反面信息覆盖平台，使用各种晦涩的语言、混乱的逻辑、反复地灌输、恶意地诱导等手段在练习者头脑中不断填充法轮功信息，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与正常社会的信息、伦理、规则完全相反的所谓“法轮思维”模式，使练习者逐渐认同法轮功的一切，并以“法轮功”作为“善恶”观唯一评判标准，凡是练法轮功、支持和同情法轮功的以及对法轮功有好感的都是善的；凡是反对、揭批法轮功的都是不可救药的常人或是要铲除的魔，是恶的！最终让练习者随着法轮功指挥棒下的“傀儡”与“木偶”。

　　——用“学法”控制信息交换渠道

　　人脑中信息的来源除了通过公众媒体平台获得间接信息外，还有一种是直接的信息来源，即人们通过交谈等方式相互交换和获取信息。为了挤压练习者这种信息交换，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采取也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通过不间断的“学法”和做“三件事”，大量占用他们的日常交往时间，变相地剥夺他们从这一渠道获取各种正面信息的权利。正如凯风网友李湘宝在《法轮功剥夺信徒休息权》一文所说，一名弟子要完成全套“学法”、“发正念”、做“三件事“等程序，大法弟子每天仅能睡上3个多小时，基本上没有多余的时间与别人进行起码的交流。另一方面，法轮功还通过“集体学法”的方式，让练习者信息交换的空间固定在法轮功这个群体中，并以团体压力的方式强化练习者接收法轮功的信息。因为在让这种信息交换中所谈的内容几乎一面倒的证实“法轮大法”的正确性，而所有的疑问和反面的事例，大家又统一都用“思想业”、“执著”解释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原因。于是在这种信息相互中，所有人的口径都渐渐的统一成，所有正面的情况都是“大法”给予的，“师父”给予的，所有反面的情况都是自己造成的，邪魔造成的。所以，这种“集体学法”方式其实就是通过练习者之间的信息交换来增加他们大脑中的法轮功信息量，从而达到“换脑”的目的。

【责任编辑：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