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贺甜甜，1987年10月9日出身于四川省华蓥市庆华镇回龙村的一个半工半农家庭，我的父亲贺大山是地质队的工人，母亲谢英（小名谢三妹，1964年12月23日出生）是一个农民，1986年金秋，我的父母结婚了，次年10月9日生下了我。母亲精明能干，勤俭持家，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父母除了耕种农田外，还开了一个理发店，由于母亲心灵手巧，人又长得漂亮，理发店的生意很是火红，在庆华火车站一带还小有名气。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1989年5月母亲将原来的土坏房推倒重新建立了现在照片上的这幢预制构建的房屋，并扩大了理发店的经营规模，从此，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读小学的候时，同学们都说我有一个能干的母亲，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的同学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大家都愿意跟我玩，我的童年可以说比很多同龄人都开心、幸福。

　　然而，到了2005年7月的一天中午，我家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不速之客，我母亲放下手里的活把她们带到内卧室，我悄悄合上书本，好奇地走到门边偷听，那女人非常神秘地对我母亲说：“妹子，你只要练好了法轮大法，修成了正果，你就可以带着你的家人到极乐世界去享受另一种生活，要什么就有什么，想什么就来什么，哪还用得着天天给人理发这么辛苦。”因为当时我已经是初三学生了，知道法轮功是害人的邪教，我立马冲进屋子就要赶那两人。

　　虽然那两人当时被我赶走了，但我母亲却从此被法轮功这根绳索越捆越紧，不能自拔。我家的恶梦也就此开始。

　　一开始，我母亲练功是愉愉地练，经常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在家看碟子，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学习法轮功的书籍，有时一个人坐在厨房里或者猪圈里闭目“打坐”、合手“念语”。经常会发现第二天早上她精神萎靡不振，神情恍恍惚惚、做事没有头绪。过了不到半年，她不仅在家里公开练，而且在庆华火车站这一带还和其他法轮功练习者三五成群纠集在一起，相互鼓吹“法轮大法”，把李洪志的画像挂在我家墙壁上进行跪拜，我们给她撕了她又贴，不知反复了多少次？练功一年多以后，我母亲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了，着装也不讲究了，平时也不洗澡了，吃饭也不定时了，而且，很多身边的熟人都不认识了，像得了健忘症一样。

　　不仅她不听劝阻，一意孤行要“弘法”，而且，多次跑到我们学校来，要我和她一起练功，还当着我高中同学的面说：“弘法”可以“增加德”、“上层次”，只要按李洪志师父说的去做就能考上如意的学校，最终还能“圆满”，我在学校多次给她下跪也没有能阻止住她。母亲的行为，让我在学校很难为人，同学们都开始用鄙视的眼光看我，就是平时和我很要好的同学都纷纷离我而去，都知道我有一个练法轮功的母亲，和我童年的处境完全是两样。就这样，我被逼离开了我心爱的学校，从高二开始就辍学在家，报着一丝希望回到家里想挽救我的母亲。

　　可是，自从我母亲练上了法轮功就彻底改变了她，生病不吃药，说话颠三倒四，做事没头绪，有时在理发店给别人推平头时，推了半边头发就自言自语地离开了，让顾客出尽了洋相，我们为此赔款赔礼，到后来，基本就没有人再来理发店了，只有被迫把理发店关了。

　　我母亲在练功就可以“消业”、“长功”、“上层次”思维的支配下，越练越痴迷了，整天不是打坐，就是学法，不是到处散发传单就是个人拿钱去印制作法轮功相关宣传资料，到火车站一带串联，疯狂的时候还把家里的存款取出来在李洪志的画像前用火烧，并说：“这才是真正在给老师的灵魂助阵，为自己的‘圆满’开路。”

　　2008年8月11日，母亲患上了急性肺炎，我和父亲把她送进医院后，不管大家怎么劝，她就是不吃药、不打针更不同意住院，她说：“师父知道我病了，他的法身会保护我的，我决对不会有事的。”出于无耐，我和父亲只好用绳索把我母亲的手脚绑在病床上，强行给她输液治疗。在医院治疗20多天后，我母亲的病有了好转。但由于长期练功，生活没有规律，经常有病不治，导致其身体体质严重下降，她的体重从练功前129斤降到81斤。

　　出院后，她仍然执迷不悟，继续练她的功，全家人的心都被她伤透了，父亲也不愿回家了，亲朋好友都与我们家断绝了来往。

　　2008年10月11日，我结婚后到广州打工，临走时，我无耐地把母亲托付给了我的二爸，叫他帮我们照看一下。

　　然而，我到广州的第三天，接到二爸的电话，说我母亲已死于庆华火车站的一个公厕内，死时没有闭上眼睛，手里还拿着一本《转法轮》书，她在书面上写道：“师父，练法轮会死人吗？”就这样，我的母亲在追求“圆满”的路上结束了自己年仅44岁短暂的人生。

母亲谢英生前照

贺甜甜曾经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