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姚岚，女，1959年8月15日出生在北京，现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45号。

　　我成长在清华园，父母都是新中国培养的老一代科技人才，在父母的教诲和环境的熏陶下，一直要求上进，学习成绩优秀。大学里入了党，毕业时被北京市教委评为“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后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从事前沿科技产品的开发。那时的我，在同龄人里，是佼佼者，是父母眼中的好女儿。我也一直认为，会沿着父母的足迹，为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实现儿时科技爱国、科技报国的夙愿。然而，我却深陷法轮功的泥潭，曾经一度不能自拔，荒废了学业，断送了事业。

　　1998年11月的一天，一个同事到我办公室带来了一本《转法轮》，并对我说法轮功如何如何，我被那些“常人”、“修炼人”、“做好人”、“上层次”、“圆满”、“大自在”等描述所吸引，在强大的猎奇心理下，走入了法轮功。之后，那个同事又不断地给我带来了很多法轮功的书籍和李洪志的经文，并介绍我到练功点。在和他们接触时，我又听说练法轮功不但可以强身健体，还能祛病、‘消业’，得病不吃药、不打针自然就能好。

　　父亲退休后，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血压、血脂都高，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回家后，我极力向父母推荐，让他们跟我一起练，可是他们不是很上心，说：“搞了一辈子科研，还没听说过有病不吃药，练功能治病的呢。”为这个我还和他们吵了一架，嘲笑他们是“常人”的想法。渐渐地我根本没心思工作，家也不愿回，自己在宿舍反复阅读《转法轮》和经文。丈夫以为是工作忙，担心我的身体，特意跑到宿舍给我送好吃的。当他看到我不是在工作，而是“学法”、“练功”，气的和我吵起来。我却一点不为心动，当丈夫摔门而去时，我还暗暗高兴，庆幸自己禁受住了考验，没有受“魔”的干扰。那时候的自己一味地追求同化“真、善、忍”的宇宙特性，在反复阅读《转法轮》及李洪志经文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人的正常思维渐渐不起作用，替代以所谓“修炼人的标准”。

　　1999年国家取缔法轮功后，我心里既委屈又怨恨，怨恨政府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老百姓练。自持修炼人的自己，根本没把政府取缔法轮功邪教的法令放在心里，每天依然坚持练功、学法。被丈夫发现后，他把家里的书、磁带和法轮功的东西都扔到了垃圾箱里。我冲到楼下，捡起那些书跑回了单位的宿舍。住在宿舍，少了丈夫的责备，更能专心练功。那段时间，我便很少回家，丈夫多次到单位找我，警告我不准再接触法轮功，否则就和我离婚。我的心里除了法轮功再也装不下别的，夫妻感情早已被我“去掉”。对丈夫的警告，我充耳不闻。

　　直到2000年9月左右，我在法轮功网站上看到李洪志的经文中说：“顶着压力走出来的弟子是伟大的”和一些“心得交流”的文章，觉得自己也应该走出来，按照李洪志所说的干好“三件事”。就这样自己堂而皇之地抱着“助师”、“正法”的想法进行所谓的“讲真相”。现在看来，当时散发的那些所谓“真相资料”根本就是造谣生事、无中生有的骗子传单。当我在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时，被巡逻的民警发现，直接带到了派出所，民警对我教育后，让丈夫把我带回了家。回家后，丈夫反复规劝，让我别再练功了，然而我却不以为然，无奈丈夫递来了一纸离婚协议书，我连看都没看，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名字，心里却庆幸自己再次禁受住了考验。我和丈夫是大学的同学，十多年的感情，现在想来，我那时的思想的确是被控制了，面对丈夫无奈、无助、不舍的表情，我却无动于衷，是我让他绝望了，深深地伤害了他。

　　离婚后，我不愿听父母的唠叨，瞒着他们，自己在外边租房子住。单位领导知道了我的情况，多次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再信法轮功，我却向单位递交了一纸“辞职书”。摆脱束缚的我，终于可以一心一意的“练功”“学法”了。那时的我可谓是“精进”的。

　　2002年冬的一天，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突然晕倒了，被送进了“309医院”，让我赶过去。医生诊断是“脑梗”，我到医院时父亲正在床上输液。当晚，母亲便让我留下来照看父亲，面对还未苏醒的父亲，我深信那不是病，是“业力”，还埋怨父亲是不信法轮功的下场，当初要是听我的话，练了法轮功肯定不会有事。我便拔掉输液的管子，自己坐在父亲旁边给他“发功”，觉得自己能给他“发功消业”。半夜，被巡视的护士发现，说我是耽误治疗，还叫来了其他家里人。母亲气的赶走了我，而且还一病不起，不到一个月就查出了肺癌。父亲虽然抢救过来了，大夫说血栓的病人发病初期治疗的及时，恢复的会相对理想些，可偏偏被耽误了，现在父亲走路和言语都受影响。

　　我如此“精进”，却落得这样的下场，现在真是悔恨不已。法轮功害我失去的太多了，我的亲人，我的事业，我曾经拥有的一切。然而，家人对我不离不弃，父亲和姐姐不仅没有记恨我，还请来反邪教志愿者帮助我，使我彻底认识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脱离了法轮功。我要奉劝那些仍迷信李洪志、迷信法轮功的人们赶快醒醒吧，像我这样，后悔也晚了。

【责任编辑：周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