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邱淑清，今年70岁，现居于上海。母亲的户籍在哈尔滨，1960年她考取了东北医科学院，因眼疾退学转攻英语，之后在中学母校任教几十年。一向聪明能干不服输的母亲，晚年却被法轮功蛊惑，搅得全家都不得安宁。

　　1997年母亲退休，她为没能评到高级教师而耿耿于怀，对空闲的生活也不适应，心悸失眠烦躁，浑身都不舒服。医生诊断为慢性腰肌劳损和更年期综合症，叮咛要保持心情愉快，适当运动。母亲到公园锻炼时遇上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诱使下开始练功。

　　一段日子的晨起练功和生活规律，母亲的腰椎酸疼大有缓解，睡眠也有所改善，于是对法轮功信任了。辅导员说光练动作还不行，必须看“师父”的书才能成为“大法炼功人”。自从母亲看了《转法轮》，言行举止与以往完全不同了。那时父亲还在工作，下班回家天已黑了，但家里冷锅冷灶的；周末哥哥和我回家，再也没有一桌我们爱吃的菜肴了。母亲她天还没亮就去练功点练功，上午同功友切磋功法，下午要参加“学法”小组交流，晚上还要练功看书，天天专研到深夜。初始我们以为母亲找到了退休后的精神寄托，谁也没意识到法轮功蛊惑的厉害。

　　练功前母亲对家人十分关心，在学习上严格要求子女，哥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母亲一再鼓励他继续学习深造。1999年6月，哥哥拿着博士毕业典礼邀请书回家，母亲却淡淡的一点也不激动，不愿去参加。沉湎法轮功后，母亲讲述的全是“法理”，什么法轮功是“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练了可以教人“修心向善”，修掉“名利”和“执著心”，做“真善忍”的“好人”。见我们都不感兴趣，母亲很失望。退休后的父亲想聊聊家常，分散一下注意力，但母亲以“话不投机半句多”去堵他，除了那些功友，母亲几乎跟所有的亲友都不来往了，她把所有心思和时间全用在练功“学法”上，连哥哥结婚，我拿到硕士学位去上海工作这样大的事，母亲都不过问。面对质疑，母亲解释她只想做一个返璞归真、超凡脱俗的修炼人，不被琐碎的世事打扰。

　　然而，知悉政府取缔了法轮功，母亲表现得异常激动，任谁来劝都顶了回去，扬言决不会放弃辛苦修炼的“大法”。当她发现家里的法轮功书籍被哥哥处理掉了，大发雷霆，要断绝母子关系。听父亲说，母亲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晚打坐。父亲还没张口，母亲就威胁若再劝阻一句，她就跳楼。说到跳楼，母亲突然来了精神，把头伸出窗外往天上看。吓得父亲立即请人给每个窗户都装了不锈钢栅栏。

　　不久，母亲和“精进”功友联络上了，暗地里交往密切，不仅重新弄到法轮功书籍，还得到了李洪志的“新经文”“指示”。2000年在“走出去的弟子是伟大的”等言论蛊惑下，几个人约了一起上北京为法轮功讨个说法。被遣送回家后，母亲仍不死心，趁父亲买菜或在厨房煮饭时，或跑出去或给功友打电话，商议“弘法”“护法”之事，有时夜深人静溜出去给居民信箱塞传单，父亲为之焦虑难安。

　　2003年，父亲因长期心力交瘁而病倒了，母亲却不许他看医生，说生病是“业力”，吃药不管用的。父亲住院后，哥哥请亲戚来帮忙照顾，谁知憨厚的表妹被我母亲讲述的各类“神迹”故事吸引。来自农村的表妹到我父母家后不用田头劳作日晒雨淋，皮肤自然变白变细腻了，我母亲认为这就是“性命双修”的效果，还说表妹和“大法”有缘。表妹信以为真，在我母亲的怂恿下早晚也跟着一本正经练功了。我父亲着急得不行，家里已有一个深陷现在又搭上一个亲戚如何是好？我请假从上海赶去哈尔滨，因路途奔波，我脸上长了许多青春痘，遭到母亲和表妹的轮番夹击，力劝我也练习法轮功。我准备了许多邪教危害的案例，想好好劝导母亲，反被母亲抢白得根本插不上话，她把社会上的一些瑕疵无限放大，把自己过了更年期不适症状自然消失，以及职业病在退休后减轻，甚至哥哥和我的工作单位都不错，统统归功于她修炼的“功效”和“福报”。

　　表妹离开后，哥哥一家搬来和父母同住，但母亲嫌人多搅扰了她练功，嫂子不用坐班，白天也在家里，母亲挑刺寻衅要赶她走。最让嫂子受不了的是母亲看到药瓶就扔，而侄儿患有过敏性哮喘，发病时须立即用舒喘灵喷雾剂，为此，嫂子把这药藏在抽屉中，以备急需。2006年11月底，哈尔滨已经冰天雪地了，那天哥哥出差不在家，半夜侄儿陡然发病，喘得气都透不过来，小脸憋得通红，嫂子遍寻不着藏匿的药，原来也被我母亲搜到扔掉了。嫂子连棉靴都来不及穿，扯过一床厚被子，裹起侄儿急驶医院，差一点就酿成了大祸。嫂子那晚双脚也冻伤了。而我母亲轻描淡写地说，有她修炼的积德，哪会有事呀。

　　接到父亲的电话，我再次赶去哈尔滨，看到头发全白精疲力竭的老父，和工作忙碌又被母亲烦扰不堪的哥哥，无奈之下我把母亲接到了上海，想让她换个环境，远离那些功友的撺掇，也许就不再痴迷法不悟了。

　　我家周围没有练法轮功的，况且人生地不熟的，外出有人陪着，我想应该没事了吧？但我低估了已被李洪志蛊惑得思维扭曲的母亲。来我家没几天，母亲不慎摔了一跤，左手腕骨头移了位，明显是骨折了。但母亲死活不去医院，说我们是在害她，宁愿疼得哼哼唧唧，叽哩咕噜一个劲发什么“正念”。不得已我请了一个熟识的伤科医生上门，扮成寻常朋友，替母亲正了骨，用两块板子固定。毕竟错过了治疗时机，母亲又不肯拍片和服药，至今她的左手下垂无力。

　　但母亲认为这是她来上海后疏于练功的缘故，刚拆了夹板，就“积极”行动了起来，她会在散步、遇到邻居、乘公交车、坐出租车时，不失时机地与人搭讪，给人“讲真相”，劝“三退”。经常弄得我尴尬万分，防不胜防。2010年世博会上，母亲偶遇也从哈尔滨搬来上海的功友，联系上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经常趁我们不备时打电话，不吭一声独自外出。弄得全家忐忑不安，既担忧母亲走丢了，又生怕她再干违法的事。

　　2011年春节，趁我们办年货忙碌的时候，母亲再次偷偷地溜了出去。这回母亲居然去了上海长宁区，为“遭难”的“同修”近距离“发正念”，还和其他功友张贴不干胶，说是要“解救”“同修”。

　　年逾七十的母亲，从练功开始就不吃荤，常年少休息，身体早已大不如前了，人变得瘦小了很多，走路颤颤巍巍的，像八九十岁的老妪了。为了母亲，我只得辞了工作，整天守着她，但换回的是抱怨和白眼。我也成了母亲眼里的“魔”了，而我每天都在盼望母亲她能够清醒过来，不要再被法轮功蛊惑了！

【责任编辑：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