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自焚事件发生后，法轮功媒体公开声明，不仅说“天安门自焚”事件与自己无关，还说7个自焚者不是“大法”弟子，而且还造谣污蔑中共一手策划制造了“自焚”惨案。那么，到底谁是“1.23”自焚事件的罪魁祸首呢？
2002年4月，路透社记者亲访了“1·23”自焚事件的幸存者后说，“三名烧伤的受害者（另有两人烧伤而死）都谴责法轮功是邪教，呼吁反对法轮功”；策划者王进东“坚决否认他被政府收买操作这一事件的指控”，“至于我是不是一个法轮功练习者，并不需要其他人来说。我为我的愚昧与盲信感到耻辱。”
2005年1月21日，美联社记者在《天安门集体自焚案参与者接受媒体采访》中，客观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与2002年相比刘云芳的态度转变、自焚案参与者的悔恨、中国政府对虐待指控的否认等。“当与记者分别会面时，刘云芳和其他两名转化者王进东和薛红军，身着统一蓝白相间的条纹制服和帽子，对过去深感懊悔，表示与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彻底绝裂，并对政府优待他们表示感谢”；“我已经完全醒悟了。我想要说服仍然沉迷于法轮功的人们也赶快醒悟”，“是法轮功和李洪志毁了我（王进东）”。
2011年1月，美国邪教问题专家瑞克·罗斯对幸存者陈果等进行了采访，在其文章中，他不仅向人们描述了陈果母女的真实处境、心态变化，还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并剖析了惨剧发生的原因以及邪教危害，“法轮功选择了试图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而不承认正是由于它激烈的反政府言论才促成了这场惨剧”，“一个组织的教义和练习能够危及批判性思维，损害理性思考，这就是为何这个组织被称之为邪教”。
2012年10月，笔者又重访的“1.23”自焚事件当事人和他们的亲友们。
郝惠君说：“它这是个谣言。是造谣，是诽谤，是污蔑事实。因为我练法轮功这个经过，刚才讲了，是那样个经过。我在开封市回民中学做音乐老师，我在那工作了20多年，当时学校的老师都知道的，我在开封市大兴街居住，在那个地方附近的居民也都知道，他们可以证明我是个练法轮功的。政府不让我们练，1999年取缔了法轮功，那时我们很痴迷，所以一直坚持练，不但坚持练还 叫我们去北京“护法”，所以造成了这么（自焚）事件的出现。”
刘云芳说：“转化之前，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坦然，认为这是“师父”的考验。如今，醒悟的我彻底认清了李洪志及法轮功骗人害人的邪教本质，如果谁再说自焚者不是法轮功弟子，让他找我，我站出来作证。我是‘1·23’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对自焚事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进东的女儿王娟说：“爸爸说，‘法轮功媒体造谣说我们三口人不是一家人，是政府安排的。真的是很可笑，开封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一家，并且都知道我们是练习法轮功才走到了这一步的。还造谣说自焚的人，政府给每个人10万块钱，后来涨到15万。这真的是别有用心，法轮功这是在推脱责任，怕暴露了他们的邪教本质。’”
王进东女儿王娟近照
薛红军说：“参与自焚的7名弟子我都认识。王进东、刘云芳就不必说了，郝惠君是我在“弘法交流”时认识的，刘葆荣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陈果、刘春玲、刘思影我也见过，他们怎么会是政府找人假扮的呢？我们这些人都是普通的法轮功弟子，经济上是不宽裕，但如果当时不是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盲目轻信，别说是给10万、15万，就是给1000万也不会去自焚呀？我从1994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为了修炼我放弃了优越的工作，从1995年到被捕入狱前，光《转法轮》我就读了500多遍，这样还不是法轮功弟子吗，这样的弟子还不够“精进”吗？他们这是在睁眼说瞎话，李洪志想推脱责任天理难容啊！”
薛红军近照
无独有偶。1999年7月4日，山西省屯留县北岗乡工人李进忠，与“功友”、山西省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员常浩驰，在村外以练功打坐姿势相对而坐，浇汽油自焚身亡。
1997年8月，44岁的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镇农民刘玉凤点燃煤气罐自焚死亡。
1998年10月，31岁的山东省招远市南院镇农民李玉梅出现幻觉说：“李洪志老师要带我去‘天堂’。” 10月27日下午，她把柴油浇在自家草垛上点燃后，钻进去自焚。
王保涛，男，31岁，河南省济源钢铁公司职工。1999年初习练法轮功，受法轮功歪理邪说影响，幻想上天国世界当“法王”，2003年9月29日在济源市世纪广场自焚身亡。
“1·23”自焚事件并非偶然。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2日前，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而自杀死亡的痴迷者共有136人；1999年7月23日至2001年3月1日，又有103人为了上“天国”自杀身亡。这些误入法轮“陷阱”的“修炼人”，手李洪志歪理邪说的蛊惑，有的为追求所谓的“圆满”、“白日飞升”、修成“佛道神”等荒诞目的而选择了结束生命；有的因轻则信“消业”治病、“法身保护”，延误治疗，无辜丢了性命；有的对李洪志宣扬的“世界末日”、“地球爆炸”等邪说恐惧成疾，以致自杀……
事实证明，李洪志才是“1·23”自焚事件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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