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凯风专区  >  海外之声
希瑟·卡万: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法轮功平面媒体报道

作者:作者:Heather Kavan 李芬 艾章(编译) · 2010-02-26 来源:凯风网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新西兰梅西大学新闻传播与市场系高级讲师希瑟·卡万(Heather Kavan)博士2005年7月12日参加墨尔本“媒体、宗教与文化最新研究”的研讨会论文。希瑟·卡万博士主要从事“邪教”、极端宗教和转化状态研究,在阅读了1999年5月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报纸刊登的所有501篇与法轮功相关文章,加上一年多与法轮功练功者一起练习的实践经验得出此研究结果。2008年《能否相信媒体中的法轮功》一文与这篇论文的研究来源和方法相同,是这篇文章的进一步扩展。


  摘要

  自从1999年以来,法轮功和中国政府已经陷入一场宣传战。中国报刊将这个精神运动视为邪教,而法轮功则通过西方媒体将自己描绘成一种无害的、只是想进行呼吸练习的团体。通过少数客观的来源,记者们无法确定应该如何准确描述法轮功。

  本文利用主要原始资料和在新西兰进行人种学研究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评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报纸关于法轮功文章的精确度。我发现西方记者获得的信息有误导之嫌。本人认为,媒体一般倾向于抹黑新兴宗教运动,然而与之相反的是,记者都同情法轮功——往往是默默地支持它的宗教和政治议程。

  引言

  在西方法轮功最初几乎是人们闻所未闻的,直到1999年一万名法轮功成员在中南海示威立刻成了国际头条新闻。此后,这个宗教在媒界中一直占有突出地位,与之相伴的是示威、成员遭酷刑和所谓自杀新闻。在分析法轮功与媒体的关系后汉学专家帕蒂斯·拉恩(Patsy Rahn)(2000年)撰文,认为有必要深入到宣传背后,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继续拉恩的主题,将重点放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报刊新闻上。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法轮功受到媒体的关注似乎已经超出其他所有新兴宗教运动,仅在报纸上就有超过501篇文章。当陈用林叛离中国,声称1000多名特务正在监视和迫害法轮功成员时,这个宗教更是成为了最近的头条新闻。虽然对澳大利亚媒体的研究发现,新闻界往往抹黑新兴宗教运动,放大他们的异常行为(理查森,1996年;塞尔韦,1992年),但看起来记者乐于接受法轮功,竭力淡化这个宗教信仰的不正常,并把它与主流活动一同介绍。

  本文首先介绍法轮功与媒体的关系,然后,说明一下我的研究背景、方法和独立核实材料问题。接下来,我分析媒体报道,重点放在他们受支持的程度,并批判性地讨论一下报道的主题。最后,我总结,认为有必要代之以更深刻、更准确的报道。

  法轮功与媒体背景

  李洪志,前小号演奏员和办事员,于1992年成立法轮功,并将其作为气功的一个分支。气功是一种主要由呼吸练习构成的功法,认为呼吸练习能够激活人的气(生命力),但李洪志又增加了一些充斥着恶魔、外星人和末日论的教义。他的前两本书《转法轮》(旋转的法轮)和《法轮功》在中国正式出版。这些书读起来像亚洲版的《X档案》,并立刻获得畅销。就在法轮功声望最高时,李洪志跑到了美国。

  起初法轮功很少受到媒体的关注。但是,李洪志反对官方思想体系,反对科学,声称只有他才能拯救中国(和人类),这必然引发争议,而1996年中期,中国记者开始对他的做法发表批评文章。对此,每当被攻击时,李就鼓动他的成员必须维护法(在他的教义概述里也称之为方法或原则)。练习者不屈不挠地抗议任何负面报道,1998年4月至1999年年期间,法轮功发动超过300起抗议活动,迫使媒体解雇记者,接受公开道歉(邓和方,2000年;赵,2003年)。鉴于这类示威活动,北京当局提出,停止所有有关法轮功的负面报道(赵,2003年)。

  虽然进行了新闻封锁,物理学家何祚庥还是在一个不太知名的学术杂志上批判法轮功,认为李洪志的教义迷信,危害健康。如果不是6000名法轮功示威者占领了这个大学三天,要求收回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可能并未引人注意。编辑予以拒绝,称科学出版物无法撤回。警察驱散了抗议活动,逮捕了45人。

  为了对他们所谓的诽谤和逮捕进行上诉,1999年,超过一万名法轮功成员在毗邻天安门广场的中南海人行道上聚集。他们对此事件的版本是他们去那儿解释他们是无害的,而且在上诉期间,他们井然有序,悄然无声,甚至带走自己的垃圾。政府的解释是,他们包围了大院,用静坐示威包围共产党总部。

  法轮功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受到取缔。数以万计成员被捕,未经审判送往劳教所,许多人遭受酷刑。宣传部门迅速对法轮功发动媒体攻击。在取缔第一个月内,《人民日报》每天发表10余篇谴责法轮功的文章,几个电视台连续数天24小时马拉松式播放特别专题(Kutulowski,2004年;于,2004年)。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播发法轮功成员自杀身亡、剖腹寻法轮等耸人听闻的故事。血腥和内脏的画面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在中国犯罪行为和自杀通常比较少。

  法轮功成员向西方媒体寻求支持,指责中国政府虐待和杀害练习者。法轮功成员多次劫持中国卫星信号,破坏有线电视传输线,并在电视插播他们领导人的画面。从那时起法轮功和中国政府就陷入了一场宣传战中,法轮功将它的信息传播到了西方新闻界。

  研究背景

  几年前,法轮功学员给学术机构发出几百封信件,要求对他们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

  我希望发现藏在这些新闻背后的故事,所以,当一个团体在新西兰打出广告后,我找到他们。我发现他们每天早上6点在户外集会,将双手合拢放在头上,好像永不停歇,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少有学者按照他们的研究请求行事。不过,我还是花了12个月每天早上和他们一起练习。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习惯外人的存在了,因为在中国政府打击法轮功之前,秘密间谍有时会出席会议,多年来经常如此。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研究挺有意思。事实上,我刚刚参加第二次会议就有一名警察到来。他只是看着,什么也没说。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个令人费解的难题,最近读了报纸报道的读者也一定有所体会:为什么会对一群练气功的中年妇女进行监视?这篇报道有些讲不通。

  多数集会上没有人说话,说时也常用中文。通常,到达的时候不用打招呼。我们围成一个圆圈,闭上眼睛练习,离开时也不用对他人说再见。把这种参与称为调查有些夸张,因为我不看别人(除了偶尔偷窥一下确保我没做错动作)。相反,我使用了贝拉(Robert Bellah)(1970年)的象征主义思想,通过进入一个人的宗教现实去理解(并尊重)他们的心路历程。我的方法与法轮功成员的期望一致,即在研究者做出判断之前先体验他们的实践活动。

  这项研究的一个局限是,我对相互理解的要求也许比这些参与者更加迫切。2004年初,有8名参与者,但我们通常在户外练习,经常是气温零度以下,参加人数迅速下降(特别是玛纳瓦洪灾时)。渐渐地,我开始怀疑余下的人只是因为有我这个局外人在,才在每个早上到练功点热情洋溢地练习。所以,我的观察也仅局限于少数人,有时他们参加练习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我在那儿。同时这表明调查结果不能一概而论,法轮功练习在世界各地相对标准化。

  这项研究的第二个局限是,我从未与中国政府或中国使馆联系。因此,我虽然有足够的时间和途径获取信息看到法轮功消极的一面,但我没有中国政府做法的一手经验,也没有类似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受到压制的经历。

  当我开始着手这项研究时,我感受到这个群体的强烈共鸣,并希望我的研究将有助于他们。他们慷慨地给我阅读材料、录音带和录像带。然而,我对这些信源调查越多,发现自己越质疑这些资料正是法轮功的发言人告诉媒体的。我开始怀疑,为什么记者不深入探讨,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由于时间短促,缺乏兴趣所致(一名记者不愿意与我谈论这个宗教,因为“没有意思”)。后来我发现了法轮功迅速动员广大成员的能力以及他们对法律诉讼和抗议的偏爱,使得难以发表对他们不利的素材。

  报纸分析

  通过阅读1999年5月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报纸刊登的所有法轮功相关文章,我收集了报纸报道的中心主题。同事贝思·休斯顿(Beth Houston)从Factiva检索数据库的搜索引擎中输入“法轮功”,以及它的替代名称“法轮大法”,从而检索到了这些文章。该数据库包含来自所有主要报纸,包括小报的文章。我还通过Newztext Plus和互联网获得Factiva上没有的文章。我排除了所有没有证据证明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记者对法轮功的报道。排除的项目包括:顺带提到法轮功与其无关的故事,读者来信(几乎所有都是来自法轮功信徒),来自通讯社但看起来并不是来自通讯社的新闻如路透社。余下的501篇文章中,361篇来自澳大利亚,140篇来自新西兰。

  阅读所有文章后,我确定了主题:流行性、运动、冥想、侵犯人权和间谍故事。我也将文章分为8组:(1)极其正面,似乎逐字逐句来源于法轮功;(2)完全正面,只包括正面信息,但没有夸张的语调;(3)大部分是正面的,给出替代观点但以对法轮功的支持为结论;(四)均衡地给出不同观点,但没有留下印象哪些观点是最有利的;(5)中立,任何一方都将对报道的事实产生争议(6)大多负面,给出不同观点并留下了法轮功整体负面的印象;(7)完全否定,报道法轮功成员活动,或者非法轮功观点,留下一个坏印象;(8)极其否定,看起来是反法轮功或反邪教宣传。

  来源

  我的主要难题是评估资料的准确性。来自中国媒体的信息显然是不能使用,因为这类材料来自国家运营的宣传部门,很难为外人验证。同样有偏见的但是来自相反的角度,是一份自由报纸大纪元,带着受美国支持的味道,只刊登对中国不利的消息。虽然法轮功成员说,这份报纸不是法轮功的出版物,正如拉恩(2005)指出,法轮功信徒参与这份报纸的创立,报纸由志愿者运营,志愿者往往都是法轮功信徒,他们的主业与新闻无关。此外,在最近的讲话中,李洪志赞许由其弟子创立的媒体单位已经成为社会的媒介的一部分,能够支持民主运动(李,2005年b)。

  西方媒体通常从瑞克琳传媒集团播发的新闻获取关于法轮功的消息。我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个集团本质上是法轮功的一个公共关系公司,由李洪志的一个狂热信徒,同时也是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盖尔·瑞克琳(Gail Rachlin)管理。在研究之初,我向信息中心发了两份邮件,询问他们如何理解这个媒体的新闻报道,以及哪些方面是他们希望我去研究的。我收到了对其中一封邮件的礼貌性答复,说他们太忙了,无法进行回复。

  记者通过采访当事人获取地方信息。首先受限的是,练习者本身从阅读大纪元了解他们的大部分信息(通常如果我问他们某件事是否属实,他们回答说:“是的,我在报纸上看到。”)。所以,同样错误的信息经常被不断地重复。

  第二个受限的是,与记者谈话时,练习者往往回避谈自己的信仰,而采取公式化的原则,不断重复他们的“真、善、忍”口号。这也许是因为李洪志严禁信徒向常人谈论他所说的“高层次的东西”。相反,他指导成员通过向听众讲述迫害问题而博取他们的同情,中间隐藏着随后说服他们归皈的目的(拉恩引用李洪志的言论,2005年;另见李,2002年,2003年)。而对西方人的招募策略似乎具有欺骗性,一名法轮功发言人告诉我,通过聚焦于迫害而不是宣传他们的宗教或领导人,成员们不会令人讨厌。不过,李洪志威胁说,如果有人在对外人说话时,无意中改变教义,将遭到恶魔攻击和死亡(李,2001年a,第67页)。所以这就影响了他们所给媒体的信息。

  我从李洪志的著作及演讲资料中发现更多内容。副本刊载于互联网,但它们与最初版本不尽相同。例如,为了回应中国的揭露,李洪志和他的信徒们删除了《转法轮》里关于李洪志超自然力的荒谬的自传章节,同样从互联网中也去除了(关于更详尽的讨论参见Penny,2003)。其他重要资料也已被删除,中文在关键部分往往被翻译成不同的英文。主要的反同性恋、种族主义和反人权的经文从未被翻译成英文。同样,李指示信徒毁掉任何未经他授权的讲话版本(2001a, pp. 76-7)。

  调查结果

  定量材料

  许多学术文献都对媒体有关新兴宗教运动存有偏见的报道进行了评论,与这些学术文献相反的是,我发现记者们一直是支持法轮功的(例如贝克福,1999;理查森与凡·德瑞尔,1997;凡·德瑞尔与理查森,1998;赖特,1997)。61%的报道赞成法轮功,33%的中立,只有6%的报道是反对法轮功的。澳大利亚的报道文章比新西兰的报道更加赞成法轮功一些。

  19.5%的报道文章对法轮功极其正面。这些文章充满激情,好像逐字逐句都来源于法轮功习练者,好多还带有强烈的反中国情绪。这些包含:(1)患重病的习练者(全是女性)被治愈的神奇故事,精神获益甚至返老还童的例证;(2)成员(大多为女性)被中国政府虐待或绑架的残暴故事;(3)有传道色彩的文章。

  31.1%的报道对法轮功完全正面,但还没有到登载法轮功习练者授权文章或过度夸张文章的程度。这些报道包含了许多反对侵犯人权的故事,以及被采访者(全是男性)把他们的成功归功于习练法轮功的案例。

  10.4%的文章提供了选择性观点(例如中国大使馆的观点,及为什么新西兰航空公司禁止法轮功在机场进行宣传的原因),但还是给予法轮功了一种正面印象。这一类我也列入了一些正面文章,其中作者也做了限制性评论,例如《撇开法轮功宗教运动的理性或其他方面……》(菲茨杰拉德,2005)。

  13.2%的文章提供了选择性观点,但没有说明作者赞同哪一方。文章包含了圣诞游行禁止法轮功彩车的讨论,以及禁止法轮功人员在中国大使馆外使用扩音器的评论。

  19.8%的文章对事实进行中立报道,双方都没有进行辩论,例如抗议活动。大多数这类文章都是对国际新闻进行简要总结。

  2.6%的文章提供了选择性观点,但法轮功是以负面出现的。这些大多是有关法轮功负面报道,作者强调法轮功人员推卸责任。文章包含了习练者在天安门自焚的报道,以及入侵香港报纸网站,使人们在浏览这些网站时跳转到包含法轮功信息的另一个网站。

  3.4%的文章是否定法轮功的。这些文章或者报道法轮功的负面活动,如称法轮功人员在悉尼的维拉伍德拘留中心砍伤手腕,或者仅仅引用谴责法轮功的人员的话,如中国大使馆人员或鲁伯特·默多克。没有文章是对法轮功极其否定的,并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法轮功人员或反邪教人员授权发表的文章。

  定性材料

  这一部分主要讨论报道文章的主题。


  主题1:法轮功的流行性

  当1999年第一批有关法轮功的文章出现时就有许多有关法轮功人员数量的不同报道,但自从2000年起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把世界范围内的信徒数量定在了一亿人。通常记者们还会再加一句“在中国有7000万人”。我将找到的李洪志(1999a)《我的一点声明》作为这一数值的主要参考,当时他说他已经帮助了一亿人恢复健康。法轮功人员说李洪志引用了最初的中国公安局统计资料,但是我一直找不到这一报道。

  不管怎样,全世界每58人中就有一个是法轮功人员,或者说中国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练习法轮功,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见主要宗教,n.d, p. 24)。布鲁塞克已经完成了一项深入的分析,并把成员数量定在两百万到一千万之间(2000,p.52)邓和方(2000,p.4)指出中坚力量成员在中国共计4万人,而非6000万人。我估计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成员分别为3500人和100人。

  主题2:只是一个习练团体

  一些报纸引用习练者的话说法轮功不是一个宗教,只是一个像太极和瑜伽一样的习练团体。然而,如社会学家王和刘指出的那样,法轮功像是一个劝诱改宗的习练团体(1999,p.67)。而且,大多数习辅导员不要求习练者在拥挤的街上并且是高峰时间的公共场所练习。此外,李洪志在澳大利亚的一个记者会上还说法轮功和瑜伽是“完全不同的”(李大师,1999),但是这一声明一直没有在媒体上公开。

  月球是中空的(李,1998b, p. 10),李洪志不仅仅是个神而且是最好的神(李,2003a, 2003b)、邪恶的外星人正图谋接管人类(李,1998a, 1998b,采访,1999),大多数习练课程并没有要求你相信这些。记者偶尔也问及习练者有关这些与众不同的看法,但习练者回答说他们对此也不了解。

  同样对练习的描述也很容易误导人们——那仅仅是一些柔和的手臂运动和打坐练习。然而,将手臂举过头顶并坚持很长时间也是需要毅力的(尤其是在早上6点的时候)。这种柔和的“打坐练习”实际上是盘腿打坐,据我的经验通常要持续一个多小时。李洪志承认这样会引起腿部强烈灼痛,但他却教导说这种疼痛是在燃烧业力——因此应该保持姿势不动(李,2001b, p. 72; 李 2003b, pp. 139-40)。

  许多记者把法轮功描述为一种冥想方法。例如汤斯维尔太阳报(Townsville Sun)就提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号召:“春天来临,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法轮大法这个古老而又强大的冥想练习体系来给你的身体、心灵和精神赋予新的活力呢?”(以法轮大法方式冥想,2002)那些听从报纸的建议并参观法轮功的读者可能会感到意外。法轮功会给新加入者一些经文,李洪志在这些经文中警告说他们在做练习的时候会被恶魔攻击,并警告他们开始练习法轮功时他们在生活中会突然经历许多的磨难,例如集会后可能会撞车(李,p. 12; 李, 2003c, pp. 141-4; 李, 2001b, 李, 2001a, p. 60; p. 72, 154)。后来他们会发现法轮功根本不是在做练习,事实上李洪志鄙视那些每天只练习的人(李,2001a, p.62; 李, 2003c, p. 25)。正如李洪志的教义所陈述的,法轮功真正的目的是要救人于即将来临的灾难之中。

  1999年李洪志访问悉尼并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法轮功人员对媒体的答复正好解释了他们向公众隐瞒法轮功有关灾难性教义的问题。记者要求会议组织者向媒体发布一份李洪志发言的英文翻译,组织者拒绝了,但是有人告诉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说:“本质上讲,我们是不能够对李大师的演讲进行总结的,”但是该运动的“教义是以真、善、忍为原则,并包含了身体、心灵和精神的修炼,大多数人都把这种修炼方式称为一种冥想形式。”(Stavrinos,1999)。

  然而这次演讲的文字记录(现在可在网上获取)却没有任何有关冥想的说明,相反,大多是有关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言论。李洪志告诉弟子说他们在最后审判日中(“大浩劫”时期),成千上万的恶魔进入了世界。他说异族通婚、同性恋及丑陋的儿童玩具等这些罪恶就是证据,只有他可以拯救人类。他还说他的教义超越了耶稣和佛陀的教义,他的主神很大,弟子们要从他的大脚趾头下面向上看他(李,1999b)。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李洪志在这一演讲中宣扬真正的追随者不需要寻求医疗帮助,这一说法在外人询问时习练者予以否认。例如,当记者询问一位新西兰习练者有关追随者拒绝治疗时,这位妇女笑着大喊道:“太荒谬了!”(扰乱治安,2001)

  掩饰李洪志的教义并把这种预示灾变的宗教信仰冒充为健康的习练方法,必然的结果就是习练者无法解释为什么法轮功在中国是非法的。他们既不能说法轮功之所以被取缔是因为人们认为李洪志的宗教言论和异常教义对公共安全产生了威胁,也不能说他调动大量抗议者的能力是一种政治威胁,所以他们告诉记者说他们对这一取缔也很“困惑”。一位习练者很虚伪地喊道:“真、善、忍不可能是非法的” (Vic, 2001)。成员们暗示他们被逮捕是由于其健康的生活方式:“作为法轮功习练者,她(该习练者)冥想及练习的生活方式导致她遭到逮捕并在中国的一个劳教所接受两年监禁”(APAP, 2003)。记者们看起来表示赞同:“似乎很难相信闭上眼睛、轻轻地挥动手臂就会对一个国家的安全产生威胁,但是这种滑稽的方式确实产生了不安全感”( Greeks, 2001)。

  主题3:侵犯人权

  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李洪志严厉斥责“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媒体没有报道迫害,却“在罪恶中沉默着”(李,2005年a,第2页)。然而有关法轮功的新闻报道频繁提及了人权问题,11%的报道给出了信徒遭受虐待、殴打或绑架的个人详细范例。毫无疑问确实发生了这些事情——信徒们被拘留并送往劳教所,并且许多人受到虐待。一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法轮功家庭一直受此影响。习练者描述说——列举一些方式——成员们遭到电击,手被铐住悬挂很长时间,用锋利的竹签刺伤。抗议者们经常在公共集会和示威时再现这些场景。带有受害者照片的横幅也突出了这一悲惨经历。

  没有办法核实人权侵犯的数字。新闻界常常引用大赦国际的报道,但大赦国际的报告并不是独立核实的,主要来源为法轮功(例如,大赦国际,2000)。稍微可靠一点的信息来源是香港人权事务中心(译者注: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该中心其实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人——卢四清。然而,来自大赦国际及香港中心的逮捕数据往往远超过当时在中国国内的西方记者的报道数据(拉恩,2000年),这表明,其他信息可能也同样被夸大了。

  不过,媒体突出反映的迫害之一是妇女受害者显著。涉及虐待或绑架法轮功成员的报道68%都是关于妇女的。这一比例似乎与法轮功人员构成相吻合,法轮功包含了70%以上的女性信徒。然而,张(2004, p. 129)暗示特意挑出妇女进行虐待。

  最有影响的报道之一是有关王丽萱的报道,坎特伯雷快报引用了这一报道。王丽萱,女,27岁,她与其八个月的孩子在中国被捕。据称,警察把孩子倒挂起来,逼迫母亲公开认错。王丽萱拒绝放弃信仰,她和她的孩子均死于酷刑(和平艺术,2001)。对于法轮功人员来说,王丽萱是一位英雄烈士。她曾八次到北京抗议,其中三次是怀孕时,两次是带着孩子(明慧网,2001)。

  读者们可能想知道是法轮功的什么激发了这位妇女如此强烈的忠诚,以致其拿自己孩子的生命冒险。跟我谈话的习练者们都一致认为法轮功吸引他们的是所感受到的那种平静感觉。在惠灵顿国会大楼外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冥想打坐后,一个习练者委婉地问我:“你明白为什么人们愿意为此而努力吗?”这些法轮功成员没有接触其他的精神思想方法,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法轮功才能获得这种平静。

  然而,由冥想带来的益处很难成为为此牺牲的唯一动力,这一报道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因为李洪志计划的启蒙人数有限,因此,随着所谓的法轮功人员数量的增多和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他正在加速淘汰人类。因此成员们必须要通过一个被称作“走出来”的考验(李,2000a, 李, 2001c)。走出来的意思即行动主义。通过走出来才能产生苦难,而这个苦难将强行烧掉他们的业力,受害者才能在李洪志的天堂获取一席之地。走出来有着严格的标准。在忍受严厉的折磨时,习练者不能够放弃信仰,即使他们假装退缩也不行。这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那些放弃信仰的人就是“毒瘤”,是李洪志故意安排酷刑使他们暴露出来的。

  主题4:间谍故事

  法轮功人员一直在控诉他们受到中国间谍骚扰。2005年6月,当共产党叛徒告诉媒体在澳大利亚有1000名中国间谍监视法轮功时,控诉达到顶峰,一周内这一数字猛增到2000,之后达到3500。当计算出一个间谍对一至四名法轮功成员时,很显然大多数间谍都是控诉人。然而,报道越来越有戏剧性了,有人称被中国政府绑架。《世纪报周日版》采访了安全专家,专家称1000名间谍的想法“可笑”而“荒谬”(间谍丑闻,2005),尽管如此,传言仍在继续。

  在我同法轮功一起的那年里,我没有发现任何间谍的迹象;然而我也没有去搜寻他们。毫无疑问,中国大使馆能够认出法轮功人员所以能够阻止他们进入中国。不管怎样,这也不需要一个精密的间谍网络,因为法轮功人员都是在户外公开集会,通常是在中国大使馆前,集会时间和地点很容易获取。

  当出现越来越多显而易见的事实时,法轮功成员就将事情归咎于间谍,这是我关于间谍故事的主要保留意见。法轮功习练者喜欢在旅游景点如国会大厦、图书馆、火车站外的公园里进行练习,这些都是人们尤其是中国游客经常会拍照的地方,这一事实可以对习练者在做练习时被拍照的传言做出很好的解释。而且,任何在户外劝诱改宗并阻挡行人通过的宗教团体都有可能遭到投诉,而一些成员却把这些批评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干涉。

  总结

  当研究完成后,一篇关于新兴宗教运动的新闻报道引用了我的话,其中我说道,联邦调查局对于潜在的暴力宗教的定义是如此宽泛,以至于在新西兰好几个团体都可归入其中,并引述了法轮功作为几个例子中的一个。法轮功成员每天监测媒体,甚至在我之前便发现这篇新闻稿。他们很生气将他们与其他宗教归为一类,而那些宗教他们视其为“完全邪恶”。我接到了几通充满情绪的电话,来电者要求我从互联网上删除这篇新闻稿。一名成员指控我从中国政府获取大量资金,并一再表示,我的形势“非常危险”。另外一个人警告我说,法轮功邮件列表上的人都会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将被上百人打爆。

  他们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我与法轮功一起时,我从来不反对他们,但现在我是在以一个学术声音说话。尽管如此,这种经验对我来说,强调了法轮功对媒体如何公平报道的观点与共产党压制不同声音的模式之间的相似性。对于成员来说公众舆论非常重要,他们喜欢抗议并诽谤那些写了不利信息的人。

  媒体通常消极对待新兴宗教运动,但在法轮功一案上,媒体的这种消极待遇则因反中国情绪发生了转向,大部分信息都在误导他人。我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支持中国政府残忍对待法轮功人员,我同拉恩一样担心无事实依据的媒体报道会影响政府决策。例如,2003年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一致通过一项决议,除了其他方面,还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利用外交使团传播关于法轮功本质的谎言(美国参议院,2003)。这一声明以及决议的其他部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受到了媒体报道的影响。

  记者有严格的截稿日期。然而,他们可以考虑更多的客观来源,以及从其他角度报道法轮功。我希望能在报纸上看到更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可疑的言论),更多专业的或学术性观点,少一些双方喋喋不休的、陈腐的宣传,更深入地研究法轮功信仰,少发表一些没有标明出处的法轮功宣传资料。委托一些组织,如大赦国际也将会有所帮助,对媒体讲述法轮功时要确认来源,并注意加上一句统计资料尚未得以证实。

  参考资料(略)

  版权:

  卡万,希瑟.法轮功与新西兰的法轮功平面媒体报道[在线].霍斯菲尔德,彼得(编辑).“媒体、宗教与文化最新研究”塔斯曼海研究研讨会论文.墨尔本: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74-85. EISBN: 192116669X.

分享到: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