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Pmsol3，非裔美国人，在弗吉尼亚取得国际贸易和信息技术本科双学位；在德克萨斯州的一所大学取得文科硕士学位；1999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过一学期中文，游历过台湾、韩国和瑞士；2001-2002年在日本东京任英语老师和IT专员。现居瑞士东部，喜欢研究欧洲和东亚、东南亚政治和经济。2007年12月20日，Pmsol3发表文章探讨中国的宗教问题，认为中国在处理宗教事务以及法轮功邪教问题上的立场和中国的文化息息相关，没有在中国居住过的西方人根本无法理解，因为中国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只要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宗教自由和国家稳定将不会冲突。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中国在宗教方面的立场，特别是西方人。中国的宗教组织从来就不多，至少西方人不懂这点。在历史上，宗教事务，大多数是儒道释，不仅仅受到国家的管理，而且还被当作是国家机器的附属，特别是儒教。很多儒生都是国家官员。我要强调的是，鉴于儒教和佛教都是“无神的”，所以我在这儿称儒教和佛教为“宗教”是延伸到西方对宗教的概念。

　　中国的哲学史，很大一部分牢牢扎根于道德与和谐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因为中国的哲学和人与家庭、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的关系息息相关。政府的理念，至少是自孟子时代（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开始，就已经是中国法家思想和政府倡导的儒教的结合：严厉的、几乎是马基雅弗利式（Machiavellian）的法律和用仪规推行的道德的平衡。如果国家追求“道德”，那么老百姓也应该创造和谐，这就削弱了法律和惩治的需要。这种道德依靠的是礼仪和个人与家庭、家庭和国家的紧密联系。如果这一点达到了，孔夫子认为就没有必要去强调神的作用，因为只有当国家道德沦丧而导致天下大乱时，神才有必要出来干预日常生活。

　　当政府不再能够维持这种平衡，那么就会失“天命”，即改朝换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周期性循环的，常常是血腥的。所以中国政府永远不会“民治”，而是“民享”——或者应该这样。也许我说得过于简单，但是这确实给了我们提示。有趣的是，中国人总结他们 “为正义而战的革命”比西方人早了1500年。中国人将之视为事物的普遍规律，认为世界是在周期性循环而非线性发展。他们似乎也是第一个提出朴素自由主义的国家，这是道家的一个理念。另一个理念是儒家的“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道教的“道”，所以儒教只是道教的分支。

　　正如刚开始讲的，在中国，和政府分离的宗教组织常常会导致暴力叛乱。其中最糟糕的例子是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2000万人死于这场运动。在西方，也有相似的穆斯林叛乱（只是伤亡没有那么惨重）。因此，中国政府历来都对邪教、秘密社团和有组织的宗教非常敏感。中国认为这种类型的组织并没有在推动和谐，而是搞派系之争，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西方人也许认为这么“陈旧”的观点摆在2007年的现代社会是不理智的，但是他们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不懂中国大陆文化。我认为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他们对这类事情的担忧会越来越少，自由度也将越来越高。而在现在这个时刻，中国政府首要关心的是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中国每年有许多小动乱，我认为他们现在不可能会做任何事来增加不稳定因素。这也就可以解释中国对法轮大法（法轮功）的反应，我也认为法轮功是邪教。所以美国宪法中“政教分离”这个概念，是和现在的中国文化背道而驰的。但是台湾和新加坡的例子已经告诉我们，只要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宗教自由和国家稳定就不会冲突。即使在中国有绝对的宗教自由，老百姓对西方的宗教还是有一种“文化反感”，这一点之前我已经探讨过。在亚洲所有以儒家传统思想为基础的国家，尽管所有国家接触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只有韩国有大批基督教徒。譬如日本自引进基督教500年来，只有少于百分之一的人口是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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