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Sven Hansen，1961年出生，先后在柏林、瑞典学习政治学和通信发展，曾为广播记者，1997年成为德国《柏林日报》驻香港记者，关注中国、印度、阿富汗、韩国和日本等国政治进步、人权，经济和政治的动荡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等话题。2001年4月11日，德国《柏林日报》网站（Taz.de）刊登Sven Hansen文章，指出在德国，谁要是批判法轮功，这个教派就会把他污蔑为北京政府的心腹。

 Sven Hansen

　　《柏林日报》在（2001年）1月4日的文章称，中国对法轮功进行持续镇压，练习者有可能被警察刑讯致死，如果中国人在外国练习法轮功，则会在使馆遇到麻烦，文中甚至提及，法轮功的创建者李洪志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和平奖。但法轮功追随者还跟《柏林日报》抱怨，因为文中两次提及“邪教”，一次提及“头目”。

　　《柏林日报》被告知：法轮功是一个“冥想运动”，而不是一个邪教。邪教这个概念会引起负面的联想，而法轮功只能是积极的。李洪志也不是头目，而是“师父”。称按印度的习惯，头目也是“师父”的意思，但在口语里有批评的意思，因此不被他们接受。他们说李洪志是只做好事的，因此只能被称为“师父”。

　　另类的邪教教主

　　上述呼吁都按一个相同的友好通知模版而写，其他记者也有类似的经历。这进一步证明了：这很可能是一个口语意义上的邪教。因此《柏林日报》保留了邪教这个概念。同时，魏恩海姆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周磊（音译）呼吁，把德国法轮功宣传办公室作为“世界上成长最快的精神实践领地”。他们辩称：如果德国把法轮功定义为邪教，这会给中国政府提供一封镇压法轮功的自由信。这样，《柏林日报》就会使自己成为北京政府的心腹。

　　此外法轮功利用它的追随者在中国人权受到侵犯这一事件来阻止人们批评法轮功。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在持不同政见者的圈子中屡见不鲜。民主运动追随者隐秘的组织能力、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坚韧的中国邪教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邪教自身绝不是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有着民主多元化的意义。法轮功代表着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有明显的邪教领导，至少对没主见的人群有着潜在的威胁。

　　专家指出了邪教概念的模糊，对法轮功定义非常丰富，从“邪教倾向性”、“迷信教派”到“邪教”。但关于概念的争论是没意义的，而最明显的问题是李洪志的主宰地位。“李洪志把他的见解和理论作为绝对的权威，而他的理论在很多方面是荒诞不羁的，这对人们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波恩精神和心理自由行动协会（AGPF）发言人英戈?海涅曼（Ingo Heinemann）表示。

　　“柏林勃兰登堡新教教会教派和世界观问题研究会”教区办事处的Thomas Gandow说：“李洪志不受任何批评指责，因为他自称是佛。”“李洪志要求追随者无条件服从他。” Thomas Gandow表示这存在着盲目的依赖、心理情感的孤立和此要求被追随者接受的危险：“这些来自于‘师父’的书籍和录像带强化了个人的依赖性和奴性。”

　　“对定力不强的人非常有害”

　　“卢塞恩普世教会宗教另类组织和邪教咨询处”Martin Scheidegger发现法轮功的世界观是危险的：“它承诺宇宙的高层次是现实的，事实上这无法得到验证。它诱惑人们走向的只是一条通往其希望到达的道路或仅是一个阶段。这恰恰对定力不强的人是非常有害的。”虽然该邪教一直进行狡辩，Scheidegger认为法轮功完完全全是政治化的，有着良好的组织。该邪教的治疗承诺尤其危险，它要求追随者放弃传统的医疗手段。

　　与此相反，“新教世界观问题中心”的Ulrich Dehn却认为法轮功至少在德国是无害的。与追随者的对话让他得出结论：法轮功追随者能自由脱离这个组织。反之，其它的邪教顾问对法轮功内部结构了解甚少，因为德国还没发现脱离法轮功的追随者报道法轮功的内部结构。有怀疑说：法轮功表面是个无害的公园静坐冥想团体，背后隐藏着严密的组织，不过没有证据表明。AGPF的发言人Heinemann认为：“我看到法轮功举行了富有战斗力的示威游行，没有组织是不可能进行的。”

　　Dehn认为李洪志的一些种族主义和歧视同性恋的言论不是什么问题。他认识一些追随者，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些言论。法轮功把同性恋者也看作它的追随者。然而他也发现一个困惑：李洪志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大法》朗诵着一堆乏味的材料；对于个人意见的问题，追随者也往往引用李洪志的言论来回答。

原文网址：http://www.taz.de/1/archiv/archiv/?dig=2001/04/11/a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