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格雷戈里·格洛巴是乌克兰著名记者，全国记者联盟成员，著有《法轮功的“红莓树”》等文集。2012年2月6日，乌克兰“民主国家的异端与社会”网站发表格雷戈里·格洛巴署名文章。作者从法轮功反华宣传活动入手，深刻剖析了法轮功活动对谁有利、其经费来源于何处、谁在背后支持李洪志等一系列问题。

　　号称“精神运动”的法轮功组织具备实力雄厚、能量强大的宣传体系，长年累月一刻不停地从事着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反宣活动。作为一个公正的观察家不禁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法轮功这么做究竟对谁有好处？”对此我们一直有个明确的回答：美国无论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中国的主要对手，故美国一直在渔翁得利。有一次，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州委书记、乌克兰共产党员波尔谢夫斯基议员指出，法轮功头目居住在美国，并从美国向全世界的法轮功信徒发号施令。这一点可以由美国官方机构及与之有瓜葛的各种国际组织抛出的各种“支持”文件得到印证。主要证据是，恰恰是美国外交官否认法轮功臆测的荒诞性并对之做出验证之举——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到苏家屯医院进行了实地考察。此外，美国国会科研机构的专家们对乔高、麦塔斯的“活摘器官”报告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以下结论：乔高、麦塔斯关于苏家屯集中营的报告“虽然没有获得独立来源的新证据，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逻辑论证”，但有一些关键性结论与调查情况不符。

　　事实上，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能看出其中的端倪：法轮功所谓的“全世界支持”或指责都十分可疑。美国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机关（如总统、国会）正式代表国家立场，公开承认大规模活摘器官的报告是事实，其他大国也如此。相反，法轮功媒体经常指责美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新加坡等国家首脑，谴责他们支持“专制中国”以及在本国禁止法轮功活动。可笑的是，那些法轮功媒体同时又登载“习练者”的故事，告诉那些轻信的观众和读者，法轮功“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美国甚至联合国都有涉及中国人权的议案或文件，但这些文件的出台源于中西方对人权理解上的差异，并不表明承认法轮功“灭绝人性”的指责。老实说，关于人权“国际标准”的标榜本身往往存在着虚伪性和双重性。比如，以色列是至今唯一仍公开支持特工部门使用酷刑的国家。1997年联合国报告中专门就以色列酷刑进行了讨论。本特·索伦森教授对此报告进行研究后认为，遇刺辞世不久的以色列总统伊扎克·拉宾在任国家元首期间，经其授权对巴勒斯坦囚犯施行酷刑的人数达8000人。据联合国统计，近10年以来有20多人死于以色列特工的酷刑。然而，以色列依然是受到世界尊重的“民主”国家之一，其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官也被西方国家奉为座上客。

　　一、法轮功的宣传链

　　中国法律与美国法律相比，有些方面要严厉得多，如实行死刑、禁止邪教以及对言论自由、信仰、群体活动等方面的限制。这些差异恰好成为美国国会以及某些国际组织频频抛出人权议案、指责中国政策的借口。不可否认，这些文件中往往存在着某些不符事实的可疑之处。但从苏家屯事件上可以看出，美国高层对待信息的真实性是非常严格的。国会递交的报告和议案有相当的可信度，其中有很多是社会公认的甚至是中国官方公布的不可辩驳的事实，但他们是按照美国的法律及自己的理解作出的批评性评价，把中国对违法者的惩罚视作“迫害”和“破坏人权”。这种差异在苏家屯事件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自2006年后，法轮功信徒把苏家屯事件炒得沸沸扬扬，但美国人仍竭力以礼貌和客观的方式进行维权。如，美国外交官和著名维权人士吴弘达（移居美国，原中国政治犯、不同政见者）均到过苏家屯进行实地考察，之后都不得不承认“大纪元”的荒诞性（吴弘达曾多次派调查队进行调查——译注）。

　　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中国破坏人权只是一种模糊的认识。通过权威机构正式文件的“唤醒”，加之各种“维权人士”和“社会组织”的推波助澜，“地下集中营”和“活摘器官”的童话被酿成了一场宣传浪潮。在所谓权威文件的左右下，社会舆论趁机借题发挥：“那些共党分子的确在破坏人权，他们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

　　据我所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官方允许器官移植的国家，可以从患者亲属或者死亡患者身上摘取器官，也可以从被枪决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东方式兽行，因为按他们的理解，即使罪犯也有权决定死后自己躯体的命运。单从伦理道德角度讲，器官移植的做法确实存在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成千上万的生命因器官移植而重获新生。然而对于一个有文化、善发奇想的政客来说，这一信息足以被加工成一个信息链:这些中国人，他们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

　　活摘器官调查报告的作者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这样写道：“由于经费紧缺，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摘取死刑犯的器官，这也是最好接受的主意，进而就希望，不要深究囚犯是否是死刑犯这个问题。”作者没有直接指责，使用的是假设性语言“可能”，事实上也存在着没有的可能，但已给读者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些中国人竟然……”

　　法轮功提供所谓的官方文件作为谴责“迫害”的证据。这些文件的确出自各级议员之手，但值得怀疑的是，他们对所讨论的问题是否知情？知道多少？在此不妨对纽约州立法议会成员的联合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的讲话等加以分析，这些材料的形成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议员政要的言论可能是受法轮功宣传的单方面影响。很显然，纽约州立法议会不是中央机关，没有自己的外交使团和情报机构，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不一定了如指掌。因此，他们只是鹦鹉学舌，法轮功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讲。麦克米兰·斯考特也是如此。

　　2、反共人士的言论未必出于认知误区，他们真诚信奉民主，骨子里坚信“共党分子什么都干得出来”，尽管这些材料缺乏像样的证据，但“绝不能袖手旁观”。

　　3、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能是为某些政治势力和财团代言，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苏家屯“村”

　　如果说法轮功早在1999年之前就开始与中国制度对抗，与国际组织发起的维护中国人权运动遥相呼应的话，那么2006年的一场宣传预谋则使其深陷窘境：当时他们炮制了指控中国“血腥镇压”的大量宣传材料和证据，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是电脑制作，质量次尚且不说，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没有任何可信度。所谓的“死亡集中营”、“苏家屯火葬场”只不过是动画剪辑而已。顺便说一下，乌克兰法轮功信徒至今仍在向轻信的人们传讲这个动画故事，开头总是说“苏家屯村有个大烟囱”。这个动画片的编剧是懂汉语的，“屯”在汉语中的确是“村”的意思，但是，苏家屯是一座现代化城市，是大都市沈阳的卫星城。当苏家屯市市长听到这个笑话后忍俊不禁，说道：“我们屯可是世界上最大的村。”

　　2006年3月22日，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签证官到苏家屯医院考察“死亡集中营”。眼看法轮功闹剧就要露馅了，3月23日，那些“人权斗士”们又匆匆“找出来”一个化名叫安妮、“曾是苏家屯医院职工”的新证人。由于准备仓促，几个月后在采访大卫·乔高的时候，这名证人已经忘了先前所说的证词，称，由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做眼角膜摘取手术（苏家屯医院可是家专门治疗血栓病的医院），5000名囚犯被关押在同一座楼上，在给死者剥皮的时候，往往可以得到死者的金银首饰。如此证人证言着实令人贻笑大方！

　　三、对谁有利？

　　大多数国家都禁止器官出售。实际上，器官移植手术费和医药费非常昂贵，绝大多数公民都承担不起。虽然有一些高尚的医生愿意免费给低收入患者做手术，但要医药公司免费提供昂贵的药物，这样的事还没听说过。有些人会为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倾其所有，自筹手术费；在一些发达国家这样的手术费由医疗保险覆盖；在一些不很发达的国家，如乌克兰，不得不借助媒体向全世界呼吁，为亲人筹集捐款。不管出于哪种情况，器官移植及与之相关的医药领域是一个市场，一个被瓜分的市场。乔高、麦塔斯为撰写“报告”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据他们观察，器官移植市场的竞争增长不明显。他们这样写道：“在加拿大每年器官移植手术数近十年来基本未变，在美国同期内每年增长不明显，在日本每年数量不等又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些数据来自各国统计数据。”

　　就在千禧年之际，中国医药就像一匹黑马闯进了这个早已被瓜分的、具有稳定巨额获利的市场，手术数量增长惊人，从原先的一年寥寥几例猛增到一年数千例。此前在药理学和移植领域存在着组织相容性及器官移植排斥反应两大问题，而现在患者只要与捐赠者的血型相同就可以接受器官移植手术了。

　　从死刑犯身上获取器官来源是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迅速领先的一个因素。西方很多国家已不再实行死刑，而中国每年要枪毙很多人，毒贩、贪污腐败分子、偷税漏税分子等不一而足。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死刑是不可接受的。乔高和麦塔斯认为中国的死刑判决是“草菅人命”。

　　如果说近年来其他国家的器官移植情况没有变化，而中国在手术数量上有很大突破，这样还说得过去。但是，器官移植并不只是在中国国内有市场。根据乔高和麦塔斯提供的资料，相当部分中国人的器官是给外国人移植的，那些有钱的外国人，不去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和以色列。因为上述国家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控制在私人手中，也就是说这些医院不只是救助患者医疗机构，更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企业。显然，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这些企业是要亏本的。我们不想责怪外国医生连最起码的怀疑都没有，但同时谁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企业必须按照市场规律经营，必须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

　　不能否认有这样的可能，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某些由器官移植及相关医药领域获利的商业机构，为消灭新的竞争对手而采取“黑色公关”手段。况且，干“脏活”的人有的是，不少广告代理商只要客户出钱就提供服务。历史上无论经济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乔高和麦塔斯在“报告”的结尾部分提出了种种压制中国器官移植市场竞争力以及对外交流的建议。这些建议的提出绝非偶然。例如：外国政府应对要求出国参加器官移植培训的中国医生拒发签证；外国政府均应永久禁止所有介入交易囚犯器官的医生入境；各国均应阻止，至少是不鼓励他们的国人从中国获得器官移植，如果必要的话，各政府应该拒绝或撤回那些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人的护照；外国的基金机构、医学机构及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不应参与中国政府发起的任何器官移植研究或会议；目前向中国器官移植项目提供物资及服务的外国公司应该立即停止这类行为。

　　这只是回答“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的一种解释，当然，不是唯一解释。在没有验证之前先不要否认这种可能：美国精英们一方面同中国领导人握手谈合作，获取大量利润，另一方面支持中国边缘人群，暗中捣乱，使中国官员变得更加隐忍，从而获取更大的利益。

　　还可以有其他解释。与科威特“屠杀无辜”一样，“摘取法轮功信徒器官”是肮脏的宣传噱头，目的是为了“制造一个无辜受害者的形象和不人道的侵略者形象”。两者均为仓促炮制、破绽百出的“短期”项目，但要彻底搞清楚其中原委却要花一番功夫。轰炸式宣传可以造成一时的情感冲击效应，但经不起冷静的理性思考和仔细严谨的验证。炒作科威特“屠杀无辜”是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达到了预期效应。“器官移植”事件虽然没有引起任何反华军事行动，但其产生的“快速恶损”效应非同小可。回顾近年来发生的大事件，最为典型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掀起的抵制奥运运动，那时恰恰又是“苏家屯死亡集中营”和国际调查“报告”的炒作高潮期，这些事件在时间上是如此的巧合。每一轮奥运会主办权的角逐都是一场战争，因为这可以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时，各国法轮功仗着上述所谓的证据，组织大规模的征求签名活动，呼吁取消中国2008奥运举办权。2008年以后，尽管“苏家屯死亡集中营”仍被列入“中国罪恶榜”，但法轮功对“苏家屯事件”的炒作声势明显回落。显然，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

　　四、谁在背后支持李洪志？

　　李洪志因从事非法商业活动、大肆敛财而受到指控，其活动因此被中国禁止。李洪志移居美国后，法轮功组织不再从事商业活动，停止从信徒那里获取募捐，而其书籍和其他宣传品仍然免费分发。从理论上来说，法轮功组织没有收入，只有付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法轮功媒体，包括所谓的独立媒体，大量的版面或时段都用于法轮功宣传和反华宣传，这样的媒体有好几十家。

　　此外还有披着“传统文化”外衣进行法轮功宣传的各种“演出”和“画展”，以及乔高、麦塔斯关于“调查报告”的巡回演讲。

　　就算法轮功记者、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都由信徒充当，提供无偿劳动，一个媒体集团的必要开支还是可以估算出来的。就拿新唐人电视台来说吧，遍布世界各地的记者就有50多人，租用四个通讯卫星保证每天24小时向全世界播出节目，每天租金要花300万美元。如果从全世界范围来估算的话，所有法轮功媒体的总开销起码要用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起计。所有法轮功的出版物是免费发送的（起码在乌克兰是这样），因为没人会自己掏钱买。结论很显然，法轮功组织拥有稳定的庞大经费来源。蹊跷的是，李洪志刚移居美国就获得了大量经费，而且源源不断，无须再像在中国国内那样，要靠卖书、募捐度日。如果能找出李洪志的经费来源，也许就能从根本上弄清楚法轮功宣传究竟对谁有好处。

　　当然，谁也不会自愿揭开其中的秘密。但是，通过对法轮功组织先后经费变化的对比研究，就可以得出非常有趣的结果。不妨对以下指标进行跟踪研究：法轮功刊物的印量和印刷质量，最近新出现的媒体资源，中国与他国关系紧张期间或发生重大国际经济事件期间新增的反华投票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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