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丰子恺，必然就说到“缘缘堂”。这座由弘一法师赐名的家园，最初始于上海永义里寓所，丰子恺继而于1933年在家乡石门湾花费6000大洋建成。“缘缘堂”系丰子恺亲自设计的，“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丰子恺在此生活了六年，度过了一生中最悠闲舒适的时光。遗憾的是，“缘缘堂”在1938年1月毁于日军炮火中。

约1934年丰子恺在缘缘堂楼下西书房欣赏印章

1937年，丰子恺与幼女丰一吟在“缘缘堂”前院花坛上留影

“缘缘堂”不仅是丰先生的故居，更是他的精神家园。他的一生始终未离开“缘缘堂”三个字，为此他创作了大量以“缘缘堂”命名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是丰子恺的代表作，1931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收文20篇，影响深远。1937年，开明书店出版《缘缘堂再笔》，收文20篇。1956-1963年期间，丰子恺又发表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并于1962年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之约编成《缘缘堂新笔》，收文32篇，因故未能出版。“十年浩劫”其间的无数个凌晨时分，已步入晚年的丰子恺念念不忘旧日时光，提笔写下了《眉》《中举人》《王囡囡》《五爹爹》《S姑娘 》《旧上海》《乐生》《戎孝子和李居士》《放焰口》《小学同级生》等33篇情真意切的散文，笔锋直追四十余年前的《缘缘堂随笔》。遂命名为《缘缘堂续笔》，可惜直至丰子恺去世《缘缘堂续笔》也未能与读者见面。

1937年春丰子恺在缘缘堂二楼书房

笔者在编辑十卷本《丰子恺集》（今年年底面世）的过程中，被丰子恺散文的独特魅力所吸引，发愿编一本丰先生有关“缘缘堂”的散文足本。幸赖丰家人及《丰子恺集》主编钟桂松先生的大力支持，这本《缘缘堂随笔》（足本）终呈现在大家面前。《缘缘堂随笔》（足本），是迄今为止市面上最全、最纯粹的《缘缘堂随笔》集，收录《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缘缘堂续笔》，另附录《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还我缘缘堂》《辞缘缘堂》，共计108篇散文，并16幅精美插图，向读者完整呈现丰子恺散文的独特艺术魅力。既有《儿女》《忆儿时》《山中避雨》《生机》《先器识而后文艺》《阿咪》等经典篇目，更有《癞六伯》《阿庆》《王囡囡》《乐生》等作者生前未发表过的佳作，无论是写至亲、怀师友，还是观宇宙人生、品世间百态，无不深刻隽永、意趣悠长。

昔年欢宴处树高已三丈

郁达夫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曾向读者郑重推荐丰子恺的散文：

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

《缘缘堂随笔》（足本）一书在手，可尽览丰子恺散文精粹。

谨选一篇《王囡囡》，与君共赏。

丰子恺：王囡囡

每次读到鲁迅《故乡》中的闰土，便想起我的王囡囡。王囡囡是我家贴邻豆腐店里的小老板，是我童年时代的游钓伴侣。他名字叫复生，比我大一二岁，我叫他“复生哥哥”。那时他家里有一祖母，很能干，是当家人；一母亲，终年在家烧饭，足不出户；还有一“大伯”，是他们的豆腐店里的老司务，姓钟，人们称他为钟司务或钟老七。

祖母的丈夫名王殿英，行四，人们称这祖母为“殿英四娘娘”，叫得口顺，变成“定四娘娘”。母亲名庆珍，大家叫她“庆珍姑娘”。她的丈夫叫王三三，早年病死了。庆珍姑娘在丈夫死后十四个月生一个遗腹子，便是王囡囡。请邻近的绅士沈四相公取名字，取了“复生”。复生的相貌和钟司务非常相像。人都说：“王囡囡口上加些小胡子，就是一个钟司务。”

钟司务在这豆腐店里的地位，和定四娘娘并驾齐驱，有时竟在其上。因为进货，用人，经商等事，他最熟悉，全靠他支配。因此他握着经济大权。他非常宠爱王囡囡，怕他死去，打一个银项圈挂在他的项颈里。市上凡有新的玩具，新的服饰，王囡囡一定首先享用，都是他大伯买给他的。我家开染坊店，同这豆腐店贴邻，生意清淡；我的父亲中举人后科举就废，在家坐私塾。我家经济远不及王囡囡家的富裕，因此王囡囡常把新的玩具送我，我感谢他。王囡囡项颈里戴一个银项圈，手里拿一枝长枪，年幼的孩子和猫狗看见他都逃避。这神情宛如童年的闰土。

我从王囡囡学得种种玩艺。第一是钓鱼，他给我做钓竿，弯钓钩。拿饭粒装在钓钩上，在门前的小河里垂钓，可以钓得许多小鱼。活活地挖出肚肠，放进油锅里煎一下，拿来下饭，鲜美异常。其次是摆擂台。约几个小朋友到附近的姚家坟上去，王囡囡高踞在坟山上摆擂台，许多小朋友上去打，总是打他不下。一朝打下了，王囡囡就请大家吃花生米，每人一包。又次是放纸鸢。做纸鸢，他不擅长，要请教我。他出钱买纸，买绳，我出力糊纸鸢，糊好后到姚家坟去放。其次是缘树。姚家坟附近有一个坟，上有一株大树，枝叶繁茂，形似一顶阳伞。王囡囡能爬到顶上，我只能爬在低枝上。总之，王囡囡很会玩耍，一天到晚精神勃勃，兴高采烈。

有一天，我们到乡下去玩，有一个挑粪的农民，把粪桶碰了王囡囡的衣服。王囡囡骂他，他还骂一声“私生子！”王囡囡面孔涨得绯红，从此兴致大大地减低，常常皱眉头。有一天，定四娘娘叫一个关魂婆来替她已死的儿子王三三关魂。我去旁观。这关魂婆是一个中年妇人，肩上扛一把伞，伞上挂一块招牌，上写“捉牙虫算命”。她从王囡囡家后门进来。凡是这种人，总是在小巷里走，从来不走闹市大街。大约她们知道自己的把戏鬼鬼祟祟，见不得人，只能骗骗愚夫愚妇。牙痛是老年人常有的事。那时没有牙医生，她们就利用这情况，说会“捉牙虫”。记得我有一个亲戚，有一天请一个婆子来捉牙虫。这婆子要小解了，走进厕所去。旁人偷偷地看看她的膏药，原来里面早已藏着许多小虫。婆子出来，把膏药贴在病人的脸上，过了一会，揭起来给病人看，“喏！你看：捉出了这许多虫，不会再痛了。”这证明她的捉牙虫全然是骗人。算命，关魂，更是骗人的勾当了。闲话少讲，且说定四娘娘叫关魂婆进来，坐在一只摇纱椅子上。她先问：“要叫啥人?”定四娘娘说：“要叫我的儿子三三。”关魂婆打了三个呵欠，说：“来了一个灵官，长面孔……”定四娘娘说“不是”。关魂婆又打呵欠，说：“来了一个灵官……”定四娘娘说：“是了，是我三三了。三三！你撇得我们好苦！”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后来对着庆珍姑娘说：“喏，你这不争气的婆娘，还不快快叩头！”这时庆珍姑娘正抱着她的第二个孩子（男，名掌生）喂奶，连忙跪在地上，孩子哭起来，王囡囡哭起来，棚里的驴子也叫起来。关魂婆又代王三三的鬼魂说了好些话，我大都听不懂。后来她又打一个呵欠，就醒了。定四娘娘给了她钱，她讨口茶吃了，出去了。

王囡囡渐渐大起来，和我渐渐疏远起来。后来我到杭州去上学了，就和他阔别。年假暑假回家时，听说王囡囡常要打他的娘。打过之后，第二天去买一支参来，煎了汤，定要娘吃。我在杭州学校毕业后，就到上海教书，到日本游学。抗日战争前一两年，我回到故乡，王囡囡有一次到我家里来，叫我“子恺先生”，本来是叫“慈弟”的。情况真同闰土一样。抗战时我逃往大后方，八九年后回乡，听说王囡囡已经死了，他家里的人不知去向了。而他儿时的游钓伴侣的我，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还残生在这娑婆世界上，为他写这篇随笔。

笔者曰：封建时代礼教杀人，不可胜数。王囡囡庶民之家，亦受其毒害。庆珍姑娘大可堂皇地再嫁与钟老七。但因礼教压迫，不得不隐忍忌讳，酿成家庭之不幸，冤哉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