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书生穷、穷书生，古代读书人的穷，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说，穷得小儿早亡的杜甫，就是曾作过朝中大员的苏轼和辛弃疾，也都有穷的时候。苏轼最穷的时候，应该是他刚被贬到黄州时。因“乌台诗案”被贬后，黄州是他贬谪路上的第一站，这时候的他属于经济上还没有喘过气来。

在这段时间，他曾写过一首《猪肉颂》，称“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而他自己属于会煮猪肉的贫者。因为这首作品，很多人认为苏轼其实也没有多惨，毕竟还是能吃上便宜的猪肉的。

但这并非他在黄州最穷的时候，事实上他当时还有过要靠自己种菜、自己盖草房，才能度日的时候。可以说，他的穷是肉眼可见的。

再说辛弃疾。

辛弃疾虽长年不得重用，但在江西一带还有过自己的别院和不少土地，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不太穷的。但晚年时，这些财产基本上都被他折腾得差不多了，毕竟他爱喝酒、爱看歌舞、爱屯书屯剑，这几件爱好都挺花钱。

而且为了表达“我好穷”，苏轼和辛弃疾都曾写过大作。这两首作品都是极有个性的，前者实惨，后者则太调皮了。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番：

苏轼这首诗，写于他到黄州好几年后。几年的困苦生活，让他的锐气减了不少，一向乐观的他也似乎变得心灰意冷起来。我们来数一数他在诗里写得惨处共有几项：

其一，屋漏偏逢连夜雨。连日的大雨，导致春江水涨，水就像要冲进他家似的。而它那简陋的小屋，则似雨中的渔舟一样脆弱。

其二，真没啥吃的。这时候的他连吃黄州猪肉的钱都没有，厨房里只煮了一些冷菜，破旧的锅灶下，连芦苇都是潮湿的。

其三，离家太远，无法去祖坟上祭拜。苏轼写这首诗时正好是寒食节，本应该去祭奠先人，却没办法去。

以上3点，正是让苏轼心如死灰的原因。抛开他的穷不说，此诗倒是一篇很高级的作品，特别是在布局上非常有特点。先从春江水起句，由大即小，写到小屋、小灶、灶底，再写自己的心境，一气呵成。同时，截取灶底等细节描写，也让全诗更加生动、具体。为了让大家相信自己是真的穷，苏轼也确实花了一番工夫。

与苏轼的“实惨”相比，辛弃疾的情况其实要好一点。他写这首《水调歌头》时是在1196年夏天，当时他本来要搬家，不想新居着火，他想搬都没地搬。于是，便写了这样一首词来自嘲。

同样是为了让大家相信自己很穷，辛弃疾也举了一些实证：

首先，他称自己搬家时，带得最多的就是书，其它的也没什么可带的，毕竟是家徒四壁。其次，他称自己搬家具时的马车是借来的，但最后家具还没有马车多。最后，写自己在如此穷的情况下是如何生活的，即不再看歌舞了，也不再饮酒了，只保留了唯一不花钱的爱好，看看往来的飞鸟。

笔者为何觉得辛弃疾调皮呢？一是因为他用“家具少於车”来调侃自己，这种对比式的调侃是辛弃疾首创的，后来很多人学；二是因为“舞乌有，歌亡是，饮子虚”一句，巧妙地化用了子虚乌有的典故，也一样是可爱的自嘲。

同时，笔者还要强调一点，辛弃疾之所以会戒听歌舞、戒酒，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生活拮据。更大原因是，他的身体条件真的不允许再继续过从前那样的日子。

他曾在一首词作里提到，自己“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因为长年喝酒，他的喉咙干得像焦釜，又极度疏懒嗜睡，完全没了从前的沙场风度。意识到这一问题后，他才下定决心戒酒，不过最后似乎并没有成功。

小结：同样是为了表达“我好穷”，苏轼和辛弃疾的写法完全是不同的，但同时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苏轼虽然表面称自己心如死灰了，但他已然那么落魄，还能想到先祖，说明他心里其实一直是有对家族的责任感的。因此，他才在不久后又重新振作起来了。而辛弃疾对于自己的清苦，则更多是无所谓式的自嘲，非常可爱。这两首作品大家更喜欢哪一首呢？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