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10月12日，正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意大利女航天员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在个人推特账号上引用中国古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兰亭集序》（又名《兰亭序》）的名句抒发心声，引发众多关注。

10月18日，《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一书的作者，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吕文明教授在谈及这一话题时表示：《兰亭序》等作品确立了王羲之无可争议的“书圣”地位，但王羲之能够成为“书圣”，或者说中国能够出现王羲之这样的“书圣”，则是魏晋文化世家“群体的努力造就的一个高峰”。

“书圣”背后的文化世家土壤

魏晋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书法是法不外传的秘技。这对今天花钱就能参加书法培训班的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唐代卢携言：“盖书非口传手授而云能知，未之见也。”成名后的王羲之曾教育儿子王献之：“今书《乐毅论》一本及《笔势论》一篇，贻尔藏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知诸友。”因为书法不外传，在魏晋时期，你除非出生在一个“书法世家”，否则是难以成为书法家的，王羲之是幸运的，恰恰就出生在一个相当重视书法而且书法成就突出的世家。

王羲之公元303年出生于名门琅琊王氏，这使其自小便受到书法艺术熏陶。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在与匈奴的战斗中不知所终，但南迁后，琅琊王氏是江左第一门阀，王羲之堂伯父王导、王敦在建康内外执掌权柄，王羲之母子仍得到较好的庇护。

叔父王廙有很深的书法造诣。南朝王僧虔《论书》云：“王平南廙，是右军叔。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廙对王羲之书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楷书上。此外，王导、王敦等也对其产生影响。王导是两晋之际成就最大的书法家之一，从流传下的《省示帖》和《改朔帖》来看，他极富才情。

众所周知，王羲之书法初学卫夫人。史料最早记载卫夫人为王羲之老师的是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其中有“晋中书院李充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的说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吕文明考证，这是王家和卫家两大家族通婚的结果。卫氏也是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从史料载王导、王廙、王旷书法均受卫氏影响的说法来看，两家必定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吕文明认为，卫夫人与王羲之母亲应是姊妹关系，这是少年王羲之有机会向卫夫人学习书法的原因所在。理由一：东晋门阀世家的子弟拜一女子为师，只有卫夫人为王羲之姨母，其与王家同居一处才说得通。理由二：王羲之吊丧的信札《姨母帖》表现出一种古拙和质朴的风格，依照书帖内容来看，王羲之听说姨母去世心情沉重得连正常事务都无法料理。清代杨守敬评曰：“观此一帖，右军亦以古拙胜，知不专尚姿致。”如此，《姨母帖》作为王羲之闻听姨母兼老师卫夫人病逝的噩耗而创作的书函，就比较可信了。此帖古拙淳朴、隶意尚存，与传世的王羲之诸帖风格迥异。卫夫人病逝时，王羲之46岁，正处于书法创作的转型期，此时的王书应为风流妍美的行草书。

卫、王两家的联姻促进了琅琊王氏家族书法的发展，王羲之深受影响。而当时重视书法的文化世家其实是不少的，魏晋书法文化世家主要包括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等。当然，琅邪王氏在其中是最为卓越的，以王羲之为领军，随后出现王献之、王珣、王珉、郗愔、郗超等人——王羲之为郗家女婿，促进了王、郗两家的书法交流。

琅邪王氏主要学习张芝、钟繇、卫瓘、索靖等前辈书法，这为后来王羲之集成创新奠定了基础，因此，王羲之书法的师承非常复杂，可以肯定，王羲之能成为“书圣”，其背后是一群人在努力。

赋予王羲之艺术转化灵感

汉字产生很早，但此前，殷商甲骨、周朝金文、秦汉篆隶甚至北魏碑版，基本属于“公文写作”，比如歌功颂德、纪事立言等，书写内容基本上与书写者没有多大关系，写字纯粹是实用；而到了东汉、魏晋以后，草、楷、行书出现，从而赋予书写能够成为艺术的本质特性，这才有了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

可以这样说，草、楷、行书体的产生，是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是书写者的个性解放，魏晋因此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书法高峰。

吕文明认为，这种现象整体的背景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变迁和思想文化的新突破，人的思想开始觉醒，从两汉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思想和心灵出现高度自由。这一趋势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儒家思想从式微走向分化裂变，思想和文化的多元发展成为一种趋势，人们更加关注个体命运和道德修养，而经学取士的吸引力也日渐衰退，士人在退出官场之后，学术兴趣转向书法、绘画、文学和音乐等具有一定表现力的文艺形式。

政治制度促成了文化世家的形成，而文化世家又促成了书法世家的形成。经过了儒学嬗变和玄学转型，一些世家大族在魏晋之际将家族的经学传统转变为文艺传统，开始围绕文学和艺术创作进行新的创变与发展。这些家族在进行家族文化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儒学的坚守和信仰，他们只是从原来的笃守一经转变为兼容并包，但注重传承家族先辈赖以成名的文化和文艺的“心”是不变的，为了巩固“累世公卿”的地位，就必须保证家族文化传承的延续性和持久性，书法艺术就是重要凭借。

独特的书法贡献

在中国书法史上，作为“书圣”的王羲之地位极其独特。吕文明认为，在儒学嬗变和玄学转型的进程中，王羲之充当了领军和旗帜。

王羲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各种书体的创新上。王羲之擅长章草和今草，张怀瓘在《书断》中将它们都列入神品。章草出现以后，经过杜度、崔瑗、张芝、索靖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到东晋时期已经非常成熟，王羲之的《豹奴帖》《董卓帖》《寒切帖》等，都是非常著名的章草作品。

王羲之在草书上的最大贡献是他系统整理并推出了今草的法则，且进一步创造出今草的范式。魏晋时期，随着楷书和行书的发展，章草逐渐向今草靠拢，二者逐渐合流并轨，最终发展为成熟的今草。王羲之很好地完成了草书与行书、楷书笔意的融合，创造出一种“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中正草书，这在草书的初创时期是非常不容易的。

王羲之的楷书对后世影响很大，至唐代时，王羲之的楷书是当时人追慕的对象，但王羲之还是以行书著称。张怀瓘在《书断》中列神品二十五人，王羲之在各体中唯有行书排名第一。所以，在王羲之诸体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的行书。楷书、章草和今草在王羲之以前都有比较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作品传世，但行书的经典却一直没有出现。王羲之名下有如此标准和妍美的行书作品，自然受到世人推崇。

行书是从楷书衍化而来，介于楷、草之间，很难准确把握，稍微一收敛就成了楷书，稍微一放纵就成了草书，所以，行书看似简单，但拿捏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行书极易写俗，没有较高的思想境界来掌控和把握，行书经常变成楷书加了一点儿笔画连带，难以表现作者的思想和情感。

王羲之对于行书的开创之功受到历代书家的推崇，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尤其是行书名作《兰亭序》爱不释手，将王羲之推到“书圣”的宝座。

吕文明表示，王羲之对书法最大的贡献是他把行、草字体的书写结合起来并融会贯通，创制出“新体”。王羲之深切体会到行草书的特点和优势，所以，在书写中任由感情流淌，不刻意而为，纯以意行，一派天机自然，这在后世被称为“新体”。《得示帖》是王羲之“新体”的代表作，作品时而流淌奔放，时而凝重顿挫，行笔中轻重缓急不断变换，大字小字错落有致，表现了强烈的韵律感。（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周学泽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