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春秋战国时期，六国称秦人皆有虎狼之心，说其军队是虎狼之师。荀子就曾说过：“齐之技击不可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锐士……遇之者，若焦熬投石焉。”便昭示了秦国军队的勇猛和精锐。在统一战场上，秦军勇猛无比，六国军队一遇秦军，便被打得落花流水，“伏尸百万，流血漂卤”， 究其实质，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可寻。
一、虎狼之师——千锤百炼出精兵
1、普遍征兵制，兵种齐全
在冷兵器时代，士兵的多寡无疑是决定战争走势的重要因素。秦军实行普遍征兵制，秦国的军队数量在战国时期位居各国之首。“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战国策·韩一》)。
普遍兵役制下，农民服兵役的年龄一般为15至65岁，但在遇到特别紧急的军情时，则可能打破此限，连15岁以下的少年也要被征发。
秦军是七国争霸是最强的军队，秦军兵种齐全，战斗素养极高，而且在作战中各兵种协同作战，相得益彰。在秦军的各兵种涵盖了步兵（弩兵、轻甲步兵等）、骑兵、车兵、舟兵。
2、妇女也要去参军
在普遍兵役制下下，不仅男子要从军入伍，适龄妇女也要登入军籍、编入行伍，“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
战国时期的女兵主要参与后勤辎重粮秣的运送和城池防守，但也不乏妇女入伍参战的事例。公元前248年燕将乐毅率军伐齐，连克七十余城，齐将田单孤守即墨时，曾把自己的“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并使“老弱女子乘城”(《史记·田单列传》)。田单是即墨最高军事统帅，他的妻妾尚要编入行伍，更何论一般平民家庭的妇女了。
虎狼之师
3、训练有素，战斗实力强
秦军的训练具体而严格，《尉缭子·勒卒令》曰：“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鼓失次者有诛。喧哗者有诛，不听金、鼓、铃、旗而动者有诛。”
秦俑的成功发掘，为秦国重视队列与阵法训练提供了最好的标本。秦俑中的士卒俑或重装或轻装，都严守岗位，队列虽有密有疏，但个个都有固定的位置。秦俑凡持同类兵器者，必然同一个手势，兵器种类、携带部位、姿势表情整齐划一，如无严格地训练，是很难达到这种严整状态的。
秦国重视士卒的技击训练。强化技击训练是为了增强将士的体质，提高部队的战斗技能。基于这样的认识，秦军队重进行了手搏、角抵、射技、驭术、剑术等方面的训练。在严格挑选和认真训练的基础上，选拔出一批“选练之士”，组成精锐部队，这部分人在秦国被称为“锐士”。
秦国的步兵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张仪估计“秦带甲百余万”，苏秦也说秦“战车万乘，奋击百万”。由于秦人的祖先是为周天子御马，因此，秦军具有优良的马源，马匹极其优良，秦人善骑射，骑兵实力不容小觑。长平之战中，秦国骑兵与步兵协同作战，为战争的胜利建立奇勋。
二、血色青铜——刀剑弓弩齐上阵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一次著名的谋杀事件：刺客荆轲手持匕首，绕柱奔逃的秦始皇企图拔剑还击，三次拔剑而剑竟然拔不出。司马迁解释说，秦始皇的配剑太长了，所以不能及时拔出来。
1974年，考古人员在兵马俑坑中发现了一把长度超过了91厘米的青铜剑。那么，秦人用什么方法让长剑不易折断呢？在青铜时代，铸剑的关键在于冶炼时铜和锡的比例，锡少了，剑太软；锡多了，剑硬但容易折断。而秦剑铜锡配比合理，所以秦剑受力加强，弹性也加强。
秦军的弩机通过一套灵巧的机械传递，让勾牙在放箭瞬间突然下沉，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而且在这些秦弩上加装有望山，这可能是最古老的瞄准装置。
秦朝的远程武器：劲弩
在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青铜兵器是箭头，而这些箭几乎都是三棱形的。三棱箭头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处就会形成切割力，箭头就能够穿透铠甲，直达人体。而且检测结果发现：秦的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这种箭头的轮廓线跟子弹的外形相差无几，而子弹样的外形可以降低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秦人凭经验了解了现代空气动力学的规律。这种古老的箭头是早期飞行器的范本，它和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箭头的三个棱面的棱长几乎等长，最小误差只有0。02毫米。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秦军的兵器生产已经具有了统一的技术标准。
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从相邦、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层层负责，有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当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仍被荒蛮和蒙昧包围时，秦人就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智慧，创造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兵器制造业。
三、与子同仇——点燃男儿热血志
战斗精神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法制的激励和规约是强化战斗精神的有效途径。春秋时期，秦国实行的军功爵制，有效地激发了秦军的战斗精神。
而且，秦人在尚未立国、还处在氏族社会时期，就在常年与其它氏族与游牧民族的生存竞争中，形成了好战尚武、剽悍善斗的传统。朱熹曾评论说，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死轻生。
《商君书·境内》说：“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韩非子·定法》也指出：“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由此可见，秦国对斩首士卒除了优渥的物质赏赐之外，更有政治上的优待，这无疑对民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也更容易激发人的战斗激情，对秦军战斗力的提升居功至伟。秦国的军功爵制不只强调斩敌首的数量，更关注己方的伤亡情况和战争的胜负结果。这就要求秦兵在尽力杀敌的同时，更加强调队伍内部士兵之间的协作，对提升秦军的战斗力无疑是巨大推动。
尚武好战
有奖必有罚，在军队管理上，秦国实行什伍连坐法。军队编为伍、什、属、闾各级，在这些组织中，有一人“干令犯禁”，其他人必须揭发，否则整个伍、什、属、闾一律惩处。这一法令使军中“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起到了“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尉缭子·伍制令》)的作用。刑罚还保证了所有将士都绝对服从命令，听从长官的指挥，使秦军真正成为一支令行禁止、军纪严明的强大军队。
四、举国之战——众志成城赢天下
在战争中，有这样的说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庞大的战争对秦国的后勤供给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首先是要解决军粮运输问题，主要是水运和陆运，在水运方面，主要是利用河流运输，陆运方面，通过牛车，马车来运输，而且在当时秦车的寄驾方式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寄驾方式，通过把绳索寄在牲畜的胸肌以及肩胛上，方便了牲畜拉车，从而可以运输更多的粮食，强大的运输能力保障了秦军的前线粮食供应。
水路槽运也是秦供应军队武器、粮草的重要途径与方式。《汉书·张良对溥运描述说：“夫关中，左毅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诸侯安定，河、渭酒轮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汉初去秦不远，故张良之语实是刘秦河、渭槽钦朗总结。事实上，战国时期乃至以前以后的一段时期，渭河、黄河泥沙沉淀不多，河道深广，以船运粮极为方便。秦人对此早有经验。秦穆公时，晋饥乞乘于秦，秦“以船嘈车转，自雍相望至绛。”⑧秦的运输能力在春秋时便已相当地强。至战国中期后，随着秦夺取被函天险、拔取宜阳等重镇，黄河运输水路遂被打通，在河渭水军的支援下，粮袜顺流而下，足以供给秦军。《史记·苏秦列传》便谓：“秦正告魏日： ‘……乘夏水，浮轻舟，……陆玫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说明河、渭的消较、作战都不成问题。而钧南方，左更有一支庞大的拥右“大舶船万艘”、一次可载粟“六百万石，、运兵数一1万的巴蜀水军。它完全可以保障秦军在南方作战时的给养。
因而，秦军攻到哪里，粮草给养就送到哪里，使得秦军兵精粮足，而无给养反乏之忧，为秦军的作战胜利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其次，要运输粮食，就必须有大量的粮食贮备，而秦军每次作战动辄就是几十万大军，所以对粮食的需求量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粮食就成为了秦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公元前356年，秦国实行商鞅变法，开始实行耕战这一基本国策，所以，在秦人的生活中，除了打仗，就是耕田。商鞅变法后以严格的律法保障农业生产，“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对每亩种多少种子都有严格的规定（长期经验所得），同时，将土地化为不同的等级，对土地施肥也成为常态，铁犁牛耕的出现，也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在当时耕牛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秦国在律法上有着严格的规定，如果十头牛中有三头以上的牛死亡，那么当地的县令、县丞有罪，应当受到惩罚，饲养十头母牛，如果六头母牛不下小牛，同样，饲养牛的人和县令县丞都应当受到惩罚。由于这种先进的管理方式，秦朝的农业高度发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生产粮食需要足够大的土地，但是秦国的土地所产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秦军的需求，因此，对外扩张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公元前306年，在秦国的朝堂发生了一次激烈的辩论，辩论的双方是张仪和司马错，而辩论的焦点是到底是攻打韩国还是攻打巴蜀？最终秦王决定攻打巴蜀，这也被最终证明是一个多么英明的决定。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由于岷江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旱涝频发，粮食产量及其不稳定，公元前256年，秦昭王派遣李冰担任蜀郡太守，李冰与其子修建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至此成都平原出现了“食无荒年”的现象，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而且郑国渠的修建，大大改变了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就是用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进行灌溉，增加土质肥力，农业，迅速发达起来，雨量稀少，土地贫瘠的关中，变得富庶甲天下。至此，秦朝拥有了巴蜀、汉中、关中三大粮仓。
秦朝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能灭六国、结束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是因为秦军是一支真正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强军。而兵役制度、兵器、粮草供给、强大的战斗精神和尚武精神等共同造就了大秦铁骑气势恢宏、战无不胜的军中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