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北京留学路以东，前门大街以西，西珠市口大街以南，永安路以北的区域内，分布着许多明代时期就有的古老胡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西与新市区为邻、南与繁华老天桥为伍，众多文化人和艺人在这里栖息生存，给这些老胡同增添了许多美丽动人的传奇故事。
在这些胡同里，有清代大学士翁方纲的生活足迹，也有《光绪顺天府志》编纂者、清末顺天府府尹周家楣的身影。到了清末民初，京剧大家谭鑫培、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相声大师侯宝林等人都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
如今，游走在这些古老胡同中，不仅能感受到胡同千奇百怪名字后的逸闻趣事，还能在古老胡同里的一砖一瓦中，发掘那些尘封久远的记忆。
雪后的九湾胡同（资料图）
九湾胡同住过清代内阁大学士
九湾胡同以拐弯多著称。这条胡同从东到西不过三百八十多米，但直弯、急弯、斜弯、缓弯比比皆是。胡同东口略显宽敞，与一般胡同无异，越往西走，胡同越发窄小，胡同西端最窄处只能容一人勉强通过。
九湾胡同东口与铺陈市胡同相交，西出口向北与校尉营胡同相连。笔者唯恐胡同的弯道数量不准，从东到西接连数了两遍，发现直弯有九个，而斜弯、缓弯有四个，多达十三个弯，还有一些细小的弯忽略不计。在京城的诸多胡同中，一条胡同里出现如此之多的弯，恐怕只有九湾胡同了。
明代时，九湾胡同因有一小庙，而称为般若寺胡同，隶属正南坊。清朝末年因胡同弯曲多变，改称九曲湾。民国后称九道湾，1965年更名为九湾胡同，胡同早年由河沟衍生而来，因而胡同名里沿用了“湾”字。
清代诗人、书法家、内阁大学士翁方纲曾在九湾胡同内居住过。翁方纲，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北京）人。据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记载，翁方纲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出生在正阳门外的罗家井（今崇文门外一带），乾隆五年（1740年）翁家迁居正阳门西大马神庙（今培英胡同），不久又迁入小马神庙胡同（今培智胡同）。
乾隆六年（1741年），翁家迁到了城南的般若寺胡同（今九湾胡同）居住，坐南朝北的三间小屋成为一家的住所，而正中的一间堂屋，是翁方纲读书学习的地方。翁方纲在他的《复初斋文集》中对此有一段文字回忆：“乾隆六年辛酉正颖仙先生选拔贡生时，吾家僦居正阳门外般若寺胡同陈氏之屋。坐南向北三椽，中间一椽方纲初读五经……”
此后，翁方纲先后居住过原宣武区的沙土园夹道、大力胡同、香炉营二条等处。乾隆十七年（1752年），翁方纲中进士，殿试改选庶吉士，从此步入翰林院。
翁方纲精于考据、金石、书法，是清代肌理说诗论的创始人。其书法学欧体、虞体，谨守法度，尤善隶书。在当时，翁方纲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其主要作品有《复初斋文集》、《复初斋外集》、《苏斋题跋》、《粤东经石略》、《礼记附记》等。
校尉营胡同编出《顺天府志》
留学路以东胡同位置示意图（资料图）
出了九湾胡同西北口，就是只剩“半壁江山”的校尉营胡同。前些年拓宽两广大街时，校尉营胡同北侧的民房大部分不存，如今胡同东口北侧还剩孤零零的几座民居。
胡同西部路南44号是一座三房相连、中为广亮大门的门楼，它在此街低矮的平房群中显得气派。从它饱经沧桑的建筑中，就能感觉到它是一座有故事的楼，它就是江苏宜兴会馆，此前是清末顺天府府尹周家楣的故居。
周家楣，江苏宜兴人，咸丰九年（1859年）中进士，入翰林院进修三年，结业后历任礼部正六品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相当于外交部司长）等职。光绪四年（1878年），周家楣升任顺天府府尹(相当于北京市市长)。
周家楣在顺天府府尹任上，主持了《光绪顺天府志》的编纂工作。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重修《畿辅通志》，调取各府州县志书参阅，独缺顺天府府志。周家楣奏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批准，于光绪五年（1879年）成立了《顺天府志》编纂局，请李鸿章拨九千两官银为启动资金，并请张之洞任总纂，起草了《修书略例》，聘请翰林院和各部名儒，担任分纂。
《顺天府志》编纂伊始，周家楣因母故世返乡守孝三年。在此期间，周家楣与纂志人员往来信件商讨修志事宜。光绪八年（1882年）周家楣守孝期满再次出任顺天府府尹时，《顺天府志》已编纂三分之一，此时担任总纂的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他推荐翰林院编修缪荃孙接任总纂。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光绪顺天府志》终于编纂完成，而此时周家楣已调任通政使司通政使，但他还为经费不足不能印刷此书而忧心忡忡，后上书李鸿章续得官银四千两，才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将此书印刷出版。
《光绪顺天府志》共一百三十卷，书分为十大门类，全面记述了北京的历史沿革和当时的全貌，成为后人研究北京历史的必读书籍之一。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周家楣卒于吏部左侍郎任上。光绪十三年（1887年）因周家楣去世，顺天府的老百姓感戴他的德政，吁请清政府将周家楣故居改建为宜兴会馆，方便进京赶考的学子，并在馆内设立祠堂，以纪念周家楣治理顺天府时期的政绩。
校尉营胡同中段路南14号，曾是“把子魏”的制作作坊。所谓把子，就是戏曲中使用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多种道具。而“把子魏”所做的把子不仅工艺精湛、坚固耐用，演员应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如虎添翼，因此得到京城梨园界很多名角的称赞。
“把子魏”的创始人叫魏忠山，1899年生于河北，14岁时来京。15岁时经人介绍，学习把子制作技术。由于他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制作把子的工艺程序和制作要领。
出师后，魏忠山从老家将二弟永平、三弟永廷接来北京，在校尉营中段路南宅内安营扎寨，建立忠山号和永平号把子作坊，并在西草市建立了售货门市。
把子魏制作的把子除了结构牢固、尺寸适度外，他还能根据不同演员的特点和所演不同角色的要求，制作出精良的把子。1956年7月，魏忠山率两号合并入北京市剧装厂。1960年魏忠山退休，1982年病逝。
位于校尉营胡同18号（原36号）的住宅，著名武生迟月亭曾在此居住。迟月亭（1883年—1964年），原名振源，乳名亮儿。祖籍山东蓬莱。其曾祖迟宝财，是清乾隆、嘉庆年间著名京腔武生、“京腔名伶十三绝”之一。其父迟遇泉（名春祥），三庆班著名武老生，擅演《对刀步战》、《秦琼表功》等戏，享誉一时。迟春祥膝下有三子，第三子名振源，即迟月亭。
迟月亭人长得帅气漂亮，扮相也俊美，观众送美号“迟亮”。20世纪30年代，迟月亭应邀至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执教，1950年至中国戏曲学校任教。1964年，迟月亭病故。
侯宝林年轻时在留学路居住
留学路是一条连接西珠市口大街与永安路的南北街道。正午时分，笔者走在这条胡同上，街道两侧的饭馆、商店鳞次栉比，各色商品琳琅满目，高高低低的吆喝声、叫卖声不绝于耳，一股股饭菜的香味儿扑面而来。
留学路，早年称牛血胡同，全长四百多米，东与校尉营胡同、鹞儿胡同、赵锥子胡同、灵佑胡同，西与板章胡同、香厂路、仁民路相交。这条胡同当年是连接珠市口西大街几大剧场与城南游艺园（今友谊医院西院）、大世界（香厂路与万明路交叉路口东北角）的必经之路。因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老天桥卖艺的众多艺人多寓居于此。
曾在老天桥公平市场撂地卖艺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在《我第一次说相声》一文中回忆他17岁（1935年）撂地卖艺居住留学路时的情况，当年的饥饿，给年轻的侯宝林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为了填饱肚子，侯宝林跑遍了北京街头的卖艺市场，在艰苦的生存环境里摸爬滚打、闯荡江湖，终成一代相声大师。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由浦克、张圆、陈汝斌、安震江等著名演员主演的电影《地下尖兵》外景地的部分镜头，就是在留学路北口拍摄。
为此，笔者重温了这部红色经典的老影片。电影中，昔日的留学路两侧店铺林立招幌高悬，地下党员钱经理（浦克扮演）与地下党员、打入敌军成为参谋的艾永伯（陈汝斌扮演）接头时，背景就是至今还矗立在留学路与赵锥子胡同相交转角处的那座庆三元饽饽房。
如今，这座具有时代特色的建筑，已成为众多胡同摄影爱好者追逐的对象。不过，随着风沙的侵蚀，它早已褪尽铅华，门脸上高高的女儿墙早已不见了踪影。但影片中以此为景的场面，像一幅民俗风情画牢牢地定格在观众的心中。
如今的留学路胡同（资料图）
鹞儿胡同诞生指挥大师
鹞儿胡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东接前门大街，与铺陈市胡同相交，西连留学路，全长四百多米。鹞儿胡同乍一听，仿佛胡同的历史与某种强悍的猛禽有关。其实，明代时，此胡同叫“要儿”胡同，属正南坊，清代以后演变为鹞儿胡同，一直沿用至今。
这里是一条非常有故事的胡同，走出了很多文化人士。闻名中外的著名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就出生在这里。
1917年6月6日，李德伦出生在鹞儿胡同31号（老门牌）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李德伦的大伯父家住“平介会馆”的西院，李德伦家住“平介会馆”东院。因离天桥很近，家人常带他去那里玩儿。在小德伦四五岁的时候，一次去天桥的游玩中，被一个弹三弦儿的艺人吸引。回到家后，小德伦缠着父母给他买三弦琴，父母只好答应。从此，小德伦抱着他心爱的三弦儿，整天拨弄。后来李德伦说，那是他走向乐坛的开端。
李德伦的父亲酷爱京剧，与当时的京剧演员有来往，家里经常锣鼓点不断，京剧音乐氛围的熏陶，无疑给小德伦打下了音乐启蒙的基础。到了六七岁时，李德伦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天地，那就是家里听差们住的门房。当时李德伦家东、西两院加在一起有十几个佣人，在那里李德伦接触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当时他家有两个听差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做过华工，他们经常给小德伦讲欧洲的风土人情，讲他们挖战壕、筑工地的亲身经历。李德伦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也开始认知社会和人生。这也为他日后的人生轨迹打下了伏笔。
1931年，李德伦考上了北京师大附中。爱好广泛的他，喜欢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的作品，更喜欢听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当时北京有一个专为外国人办的“燕声”电台，每天播放几小时的西洋古典音乐，周六晚上还放一部歌剧录音，李德伦听得如醉如痴。那时，只要外国音乐团体来北京演出，李德伦每场必到，从不错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德伦参加了“北平歌吟团联合会”，在多次示威游行中，李德伦领头高唱抗日歌曲，积极投身到救亡运动中。1940年，李德伦考入上海音专学习。1946年，李德伦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担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的指挥。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音乐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除了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中国著名的林业教育家、植物学家、树木生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汪振儒（1908-2008）也出生在鹞儿胡同。
汪振儒的父亲汪鸾翔曾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这样写道：“补习数理化的老师叫汪鸾翔，是位博学多才的人。书、画都拿得起来，水彩、油彩不怵，新学样样通。不过给我补课的课本，不管是数理化还是别的科，都是木刻、线装的课本，是汪老师在光绪年间教书时自己编的教材。”汪鸾翔是清华大学的老教授，清华大学的老校歌歌词就出自汪鸾翔之手。
汪振儒从小耳濡目染，对动植物有着极大的兴趣。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期间，汪振儒为学校花草树木编制了植物名录，还协助教师绘制生理卫生教学挂图，受到师生们的称赞。1925年“三一八”惨案中，汪振儒参加示威游行，被军警开枪打伤左腿。1935年，汪振儒赴美国学习林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祖国，从此走上林业教育之路。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汪振儒参加北京林业学院即后来的北京林业大学的筹备工作，为中国的林业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鹞儿胡同还是一条梨园艺人聚居的胡同。文武皆能的名伶“九阵风”阎岚秋（1882—1939）病逝于鹞儿胡同21号。鹞儿胡同37号，就是以艺名“玉芙蓉”享誉京、津、沪等地的京剧名角童芷苓的旧居。其旧居门上还有“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的门联。
北平射虎社做谜数万条
鹞儿胡同5号，清朝末年是清政府的巡警部，民国时期，改为京师警察厅的侦缉总队。1924年5月21日，在北京从事工人运动的张国焘被直系军阀政府逮捕，关押在鹞儿胡同侦缉总队的牢房里。1927年12月，时任北京市委负责人的马骏，由于叛徒出卖被捕，被押解到鹞儿胡同侦缉总队牢房。马骏遭到敌人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1928年2月15日，马骏被押赴天桥刑场。
鹞儿胡同还与名震京津地区的飞天大盗“燕子李三儿”有关。燕子李三儿，名李鸿，字景华。1895年生于京东蓟县。他专偷高官富户人家，每次作案后会留下一只纸剪的燕子。因为兄弟间排行为三，人送绰号燕子李三儿。民国初年，“燕子李三儿”被捉后关押在鹞儿胡同5号侦缉总队院中大槐树旁边的平房里，为了防止他再次脱逃，侦缉队给他戴上了古老的刑具——“木狗子”（类似木枷），并将他关在院中的水牢里，最终患病身亡。
鹞儿胡同20号是徽州邑馆，在民国初年活跃着一支极具影响力的诗社：“北平射虎社”。“虎”是灯谜的别称，“射”即猜的意思，用虎的难以射中，形容谜的难猜。
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京城的遗老遗少和旅京的文人雅士，组织了一些诗社、谜社，北平射虎社在此时应运而生。
当时的谜家樊增祥，诗人易实甫，戏剧家、诗人罗瘿公，联络京城里著名的谜家张郁庭、金子乾、周效璘等人，于1916年夏在徽州邑馆成立了谜社，社名经薛少卿提议为北平射虎社。社址门外右首高挂五尺长、一尺三寸宽的木牌，白漆黑字，上书樊山老人题写的“北平射虎社”五个大字。
北平射虎社社章规定，每月召开一次聚会，每个社员必须携带自己的谜作（不得少于30条）赴会，用谜篦子把插好的谜条，悬挂于大厅四周的墙壁上，供社员们相互猜射。每当谜会之日，射虎社里观者如潮，大有“满城争说灯谜”之势。
1917年，射虎社发展社员三百余人。1918年底，该社宣告解散，北平射虎社两年多内共集谜数万条，汇编成谜刊40余册。可以想象，当年射虎社开谜会之日，徽州邑馆里会是何等的热闹。
三义轩云集评书名家
出了鹞儿胡同西口往南，就是赵锥子胡同。赵锥子胡同呈西北—东南走向，西接留学路，东连铺陈市胡同，中部北与四胜胡同、南与荣光胡同相交。
在明朝时期，此胡同内有一赵姓人家开了一间专做纳鞋底用的锥子铺房，锥子坚固耐用、工艺精良，引得方圆数里的家庭主妇纷纷前来购买，一时赵工匠的锥子铺名声大噪。久而久之，胡同也因此得名赵锥子胡同。“绱鞋不使锥子，真（针）好！”是老北京一句著名的俏皮话。可如今家庭主妇再也不用锥子做鞋了，锥子自然也就风光不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可作为胡同的名称，赵锥子胡同却在北京的版图上留了下来，并沿用至今。
赵锥子胡同西部路北有一座三开间平房建筑，陈旧的房檐板还完整地挂在那里，告诉人们它的风雨过去。房子西墙斑驳的砖雕虽显风化，但镌刻的字迹依然清晰，上面写着：合顺居饭馆。
京城过去的饭庄、饭馆、饭铺有着严格的区分。其中，饭庄的档次最高，一般是带有戏台的大院落。达官显贵在这样的饭庄里宴请宾朋时，可请戏班助兴。饭馆属于中档水平，虽不像饭庄彰显气派，但往往以周到的服务会赢得更多的回头客光顾。饭铺的档次最低，俗称“二荤铺”。合顺居饭馆显然属于中档水平，承接着周围百姓的普通宴请，红白喜事。
赵锥子胡同里也有不少故事。谭派老生鼻祖谭志道，艺名“谭叫天”，1853年太平军攻打武昌时，谭志道为躲避战乱，携妻及6岁的孩子北上，辗转入京。后来这个孩子就是京剧“一代宗师”谭鑫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丰泰照相馆在琉璃厂土地祠，为谭鑫培拍摄了《定军山》之“请缨”、“舞刀”、“交锋”三场戏的黑白无声影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部影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赵锥子胡同西部路南，有一处三义轩茶馆异常火爆。因是三人合作开设，故而得名三义轩。此茶馆早间和上午以售茶为主，兼卖零食小吃，下午和晚上则是说书的时间。当时评书界的各路名角纷纷登场亮相，听众趋之若鹜。评书演员品正三的《隋唐》、袁杰英的《施公案》、王杰魁的《包公案》、赵英颇的《聊斋》、李万兴的《三侠剑》、李存源的《西汉》等评书，常使六间房大的茶馆爆棚。至今，胡同里的老人们谈起往事时，还津津乐道。
清末民初时，这里成为“八大胡同”的延伸区。1949年后，新政府制定了取缔暗娼、妓女的政策。从此，赵锥子胡同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