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是九十年代推动北京乃至影视文化发展的「核心发动机」之一。

　　不但因为他的文学作品不断地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更因为他从九十年代开始直接参与了很多影视作品的策划与创作。1992年由他和苏雷、葛小刚、魏人、马未都等人撰写由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第一次完整抓住了新北京人在思维表达方式上的特点。

　　《编辑部的故事》（1992）

　　剧中人物摆脱了以往影视作品中北京人单纯的油腔滑调耍贫嘴，变得字字珠玑语带双关，以前所未有的尖锐自嘲和嘲讽精神针砭时弊。这成了新北京文化正式亮相影视圈的标志之作。

　　由《编辑部的故事》出道正式加入影视创作的还有编剧冯小刚。他出生在北京市委党校大院，但少年时因为家庭变故又搬到了城里大杂院儿居住。比起「根红苗正」口吻极其辛辣的王朔，冯小刚的视角要温和许多，他更懂得贴近市民阶层的心理而展现人物富有温和情感的一面。

　　这一点在他给导演夏钢撰写的剧本《大撒把》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片中，葛优含蓄幽默饱含内在温情的北京「暖男」形象让人耳目一新，它第一次让「温情」成为中国影视作品表达的核心主题情绪。

　　《大撒把》（1992）

　　冯小刚得以迅速在影视界大展拳脚还要依赖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对他的信任。后者的前身是成立于1982年的北京电视制片厂，在八十年代它就主导拍摄了《四世同堂》《渴望》等带着浓郁北京色彩的电视剧。它发掘培养了赵宝刚、郑晓龙、李晓明等一批北京籍的电视剧创作者，成了北京电视剧导演和编剧的孵化器。

　　《渴望》（1990）

　　根据行内人打趣的说法，在电视剧制作超级火爆的年份，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会计和司机都被外聘成了编剧，足见它在影视圈内的影响力。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电视剧产业还算刚起步的1993年，它做了一件让当时所有业内人士都大跌眼镜的惊人之举：将自身全部资产抵押获得资金投入拍摄了由郑晓龙和冯小刚联合执导由姜文主演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而冯小刚正是通过这个宝贵的机会一跃成为导演。

　　《北京人在纽约》（1993）

　　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体制之外，还出现了另一个电视剧制作团队，这就是由英达领衔的英氏家族。

　　他吸收了美国室内情景剧的形式而主导创作的《我爱我家》成为了最脍炙人口的京腔影视文化代表。《我爱我家》的文学师梁左被王朔称作是「中国最具幽默素养的作家」，而英达不但自幼受到集演员、戏剧家和翻译家于一身的父亲英若诚的熏陶，还是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美国学习影视的中国导演之一。

　　英梁二人一中一洋组合所采取的入手角度与王朔冯小刚等人皆有所区别：《我爱我家》重新利用了北京话做为方言所产生的魅力，深度挖掘了带着地域性色彩的市民文化趣味。它既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又在用辞和表达上通俗易懂，极易深入人心，这是它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在大江南北久播不衰的重要原因。

　　《我爱我家》（1993）

　　《我爱我家》还对中国的影视制作产生了一个启发式的连带效应，它使很多影视从业者意识到，在商业化制作逐渐成为产业的九十年代初，发掘带着地域性文化元素的作品，尤其是以方言为主打的作品，是有可能在市场上取得好的反响的。

　　在《我爱我家》之后，英式兄弟又接连制作了以陕西、上海和东北方言为主打的室内情景剧，把对地域性的强调做为制作的主要方向。

　　在91年到95年之间，「京味儿」商业电影电视作品如雨后春笋，电视剧《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电影《无人喝彩》《上一当》《天生胆小》《离婚大战》都成了火爆市场的作品，京腔影视文化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潮。

　　《过把瘾》（1994）

　　这些影视作品不但让北京籍的葛优、梁天、谢园等人成为热门演员（三人搭档联袂出演了大量影视剧），他们的京腔京韵也成为时髦的影视语言。一些非北京籍演员如上海人王志文、马晓晴，吉林人贾宏声，或者武汉人徐帆，为了表演职业的需要也开始将北京腔模仿的惟妙惟肖几乎听不出瑕疵。

　　与此同时，身为大院子弟的姜文却从这个京味影视创作热潮中抽身而出，他埋头将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成了电影剧本《阳光灿烂的日子》。影片不但入围了1994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少年夏雨还夺得了最佳男主角奖。

　　对于《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解读和分析已经长篇累牍，但是鲜有人提到的是，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正面表现大院子弟形象的电影。与王朔原著交织着欲望的阴郁和冷峻截然相反，姜文呈现在银幕上的是一出充满青春活力和火热理想主义情绪的视觉语言盛筵。

　　《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

　　他在影片中对大院集体生活和躁动暴力宣泄的憧憬迷恋和梦幻般回溯代表了相当多北京大院子弟的真实心境。同时他并未停留在对他们优越心态的表面刻画，他意识到逝去的理想主义与九十年代扭曲的价值观和人性堕落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他有意识的以过去对照现在，在两个不同的北京之间找到了某种带着强烈宿命乡愁意味的激情快感。

　　正是这个明确的意图，让《阳光灿烂的日子》从王朔式的批判现实和冯小刚式的温情幽默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北京影视文化中的第三个标志性情绪：激情，并借助它将地域性的北京文化托上了艺术化的高峰。

　　九十年代的北京同样也是中国地下先锋文化的中心。

　　第六代导演张元抓住了这些暗潮涌动的异样元素，将它汇集成了反文化拼贴图景式的影片《北京杂种》，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在八十年代就活跃在北京地下音乐圈的著名人物：崔健、窦唯、骅梓、张楚、臧天朔，而那带着大量无意义的语气助词充满了咒怨和愤怒的脏话成了影片的标志之一，这也是北京土语第一次以这样前卫先锋的方式登上银幕。

　　《北京杂种》（1993）

　　电影创作者和评论者同时发现，北京地域性文化的内核同样可以为某种探索式的先锋影像和文本表达服务：充满反叛性的电影《头发乱了》《长大成人》，九十年代少见的同性恋影片《东宫西宫》，王朔和冯小刚充满荒诞现实感的影片《我是你爸爸》，以及张艺谋风格转型的快意之作《有话好好说》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北京话和北京城市的整体氛围为影片带来的形式化魅力。

　　《长大成人》（1997）

　　叙述至此，我们发现北京影视文化已经在四个方向上同时展开：

　　它既可以如《编辑部的故事》一样强烈地批判现实，又能演变为《我爱我家》《大撒把》式带着浓浓温情的成功商业化作品；既可以拥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式的激情个人情怀表达，又有能力容纳《北京杂种》这样低调冷峻的前卫意识。

　　作为一种带着强烈地域色彩的影视娱乐文化，它的可塑性和延展性实在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