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袁维忠的画室位于秦淮河边，是一套普通的民居，不大的面积被画具、画布、画作堆得几乎满满的。但就是这平常的两居室里却藏着一部几乎被人们遗忘的“版画抗战史”。

　　学油画出身的袁维忠，从5年前开始多了一个新爱好——收藏抗战题材版画。别看这只是个业余爱好，可一旦上路就一发不可收拾，几年来他一共收藏了5000多幅版画，其中3000多幅都是抗战题材。这也使他成为国内抗战版画收藏第一人。

力群创作的《饮水》

彦涵创作的《搏斗》

李桦创作的《饥饿》

古元创作的《乡政府办公室》

袁维忠

　　版画里发现“纸片轰炸”英雄

　　虽然大部分版画都是黑白的，但那种沉重的历史质感与时光之美，深深打动着袁维忠，“它们对历史有拨云见日的作用，也让我们对历史的感受更深刻、更真实。”

　　曾经，袁维忠和许多人一样，都认为是美国飞虎队的飞机最早飞到日本本土，但当他在梳理自己的收藏时却第一次听说了“徐焕升”这个名字。他的收藏中有不同的版画家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中国空军进行跳伞训练和远征的场景，起初他只是出于艺术上的认可收藏了这些作品，后来才发现这些作品记录的是中国抗战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纸片轰炸”。原来，早在1938年国民党空军少校徐焕升和他的战友们就驾机飞往日本，在日本的长崎、福冈、熊本、九州等地空投了上百万张宣传单，其中包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告日本人民书》，以及一些反战宣传画等。徐焕升等人的行动高度机密，因此直到他们完成任务后，才有了这些版画，借此来宣传英雄、鼓舞士气。

　　从收藏这些版画到发现其中的故事，大概隔了两三年的时间，袁维忠完全是凭借一些草蛇灰线般的线索，慢慢互相勾连才逐渐还原历史的。事实上，在他收藏的版画中，有80%都不知道作者是谁。许多版画因为当时宣传需求急切，没有作者的名字，也没有日期或者其他时间背景，要想真正了解它们所表现的具体内容并不容易。袁维忠希望能有更多专业人士关注到抗战版画这一题材，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同时通过抗战版画的展览和研究，让更多人了解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抗战岁月磨砺出大师

　　在徐焕升和战友们撒下的百万张宣传单中，有“三毛之父”张乐平画的宣传漫画。以画笔作为抗战武器，是当时许多画家和艺术青年的选择。他们中间许多人都选择通过版画这种形式来参加战斗。在袁维忠的版画收藏中，便不乏大师之作，不仅有“版画五老”李桦、古元、彦涵、力群、王琦的作品，还有黄永玉、张乐平、叶浅予、沈柔坚、胡一川、陈烟桥、刘岘等艺术家的手笔。

　　那个时候，他们都还很年轻，对祖国满怀赤诚，希望能为抗战尽一己之力。他们中有的人创作环境非常艰苦，没有多余的纸张和木板，有的作品干脆印在商店账本的反面。为了尽可能地节省，木板也是一幅画印完了，就磨平之后再刻另一幅画。他们的艺术天赋在彼时已开始显现，虽然许多抗战版画都是急就章，但是这些版画家对光影和形象的处理已经初见名家之相。

　　这些年轻人的作品经常发表在各种进步刊物上和宣传单上。那些尖锐反映民族危机、救亡情绪、阶级矛盾和黑暗统治的木刻作品，引起了反动派的不安。因此木刻团体经常被破坏，木刻刊物经常会被没收，木刻作者还会被逮捕，他们只能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秘密印制抗战版画。女大学生夏朋被鲁迅先生认为是中国版画第一代中最优秀的女性版画家，鲁迅还曾收藏了几幅她的作品。但不幸的是，历经三次逮捕之后，夏朋最终于1935年在狱中离世，年仅23岁。

　　从夏朋和她的朋友们身上，袁维忠看到了今日美术界稀缺的家国情怀，也相信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家国情怀，才使他们的艺术能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并使他们最终成为大师。“虽然我们的环境比以前好很多，但现在的版画创作与现实生活几乎脱离关系，变成了材料和形式的探究，很难再像当年那样一下涌现出那么多大师。”袁维忠的语调有些哀伤。

　　废品站里抢救出抗战史

　　版画因为取材方便，技术难度较低，只要有绘画功底，手上有劲就能刻，而且学了马上就能用，还能尽快把消息传递到尽可能广的范围，因此在抗战期间成为重要的宣传武器，几乎抗战的每一个阶段都在版画中有所反映。然而，因为社会跌宕，许多资料和历史遗存都遗失散落，几乎成为被遗忘的历史。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但当时报纸的出版是要通过国民党当局审查，这些内容根本不可能刊出。于是，《新华日报》在审查时就以别的新闻代替，审查后印刷报纸时，在版面上为题词留出空白，再由版画画家把题词刻在木板上，等报纸印刷出来后直接拿刻版在报纸空白处印上。袁维忠说，抗战期间许多报纸都采取过这种临时处理的方式，现在流传下来一批很小的版画大都是和报纸有关。

　　袁维忠收藏的版画，有的来自旧报纸、旧书里的夹带，也有的是他从拍卖场买来的，还有一些来自废品收购站。

　　比如，有一批100多幅的珍贵版画，底板都完全一样，背后大都写着“留存”字样。原来这些版画是徐悲鸿曾打算在南京筹建一座中国美术馆而收集的资料，但是后来因为他前往北京而不了了之。“文革”期间，这批版画有些因为内容被认为有问题而销毁，剩下一些讲述日本人如何欺压中国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如何抗争等内容的，则被保留下来，后面写上“留存”二字。后来这些被留存下来的版画又几经流转，最后被当成印刷品废纸卖到了废品收购站。

　　废品收购站雇了一些人专门负责把这些“印刷品”撕碎，然后制作成纸浆。袁维忠就是从这里抢救出了这批作品。让他心疼的是，还有一些非常少见的套色木刻版画已经全部被撕毁，他只能拣出一些撕得不太碎的作品拿回来重新黏合。

　　“现在很多人不了解历史，对文化没有敬畏，才会把这么珍贵的作品当作废纸卖了。”也因此，他的心态有些纠结，既希望能从废品收购站“捡漏儿”，但又不希望在这里再捡到任何重要的版画……

　　补白

　　版画大家绘抗币

　　在袁维忠的收藏中，有一些特别的版画作品，那就是曾流通于抗日根据地的“抗币”。

　　当时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商品流通，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条件，新四军于1942年4月10日成立了盐阜银行，发行抗币。当时的抗日根据地比较分散，形成了一个个小的经济特区，都发行了各自的抗币。抗战期间条件非常艰苦，有时候版画家们就用木刻版画的方式来印制抗币。袁维忠曾收藏到了沈柔坚、吴耘等知名画家当时刻画的抗币。当初抗币的发行量本来就不大，再加上时局动荡变迁，如今存世量非常少。所以那些看上去有些粗糙的抗币，如今一张能拍卖到几万元。

　  更多精彩：《凯风智见：两大“影帝”飚戏成就清代满蒙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