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消费者被赋予了渎神的地位：消费者就是上帝！消费爱国主义无往而不胜！
这又是一个“中国制造”的时代，中国劳动者为海外生产了大部分的产品，然后中国消费者再尽其所能地把这些产品买回国内。在买光日本的马桶盖之前，我们的消费者还买光过伦敦和纽约的奢侈品专卖店……这些奢侈品很多是在中国内地生产的，到海外只是贴了一个洋品牌的商标，但就是这一个“贴牌”的动作，贴牌者就分享了生产利润的大部分。
所以，当浙江某厂商声称是他们生产了日本市场上的马桶盖时，这其实算不上什么新闻，它内在于“中国制造”的逻辑之中。但这不等于说，国内消费者到他们那里就可以买到跟日本市场上同样的马桶盖。
国人的出境消费已经走过了只认“MadeinUS（美国）”或“MadeinUK（英国）”的阶段。经验告诉他们，即便是“MadeinChina”，同样的厂家，同款的商品，在日本、欧盟、北美的质量也要比中国的好，而且往往要好太多，值得为此漂洋过海。中国当然能制造出令本国消费者趋之若鹜的商品，但这种商品只有出现在海外时才能被趋之若鹜。
笔者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国内各制造行业的质量认证体系在标准上与欧盟不会有实质的落差。问题的关键或许是，没有人——无论商家，还是质检质监部门，包括媒体——太把这些标准当回事。
依笔者的观察，对于泛滥于市的伪劣商品，工商质检部门似乎更热衷于到大街上或电视上向市民传授识别技巧，却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甚至引咎辞职。电视台对商品质量的关注似乎只限于“3·15”这一天，而且由于它在其余364天里播出了太多事后证明为虚假的广告，它集中于一天的打假似乎不够有力。
“标准、规范是用来装饰门面的，当不了真的”——这种存在于社会各方面的默契，从认识论或观念模式上，可能与国人对所谓“形式”的轻视甚至鄙视有关。
为使论述更具普遍性，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某高校去年抛出15个教授名额供大家竞争，结果有40个人评上了，多出来的25个名额原来是领导“内定”的，供特殊情况使用。博弈一开始就被引到了桌子底下，对此，领导的说辞冠冕堂皇：“领导艺术要求我们不能只考虑字面上的规定，不，我们有责任全方位地考虑嘛……”现实有时比荒诞派文学更荒诞。职称评审作为高校利益分配的核心机制，当然要全方位考虑，不能搞唯论文论或唯课题论，但这种全方位考虑应该发生在规则确立的过程之中，而不是在规则之外。至于那些压根儿就无法进入规则的情况，“无法进入”本身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它们作为评审条件的不合理吗？
相对于现实中对规则的漠视而言，思维中对规则的漠视绝不是一个次级问题。国人倾向于把规则、标准一类制度性的东西，视为“形式”或“教条”，并把对它们的坚持贬称为“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在对内容与形式、实质与程序的割裂式与对立式的理解中，我们通常认为对形式的追求不仅多余，而且有害，形式本身就是对内容的伤害。
持这种观点的人会嘲笑宋襄公的“不擒二毛”，嘲笑中世纪西欧的决斗规则，或诸如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准伤害平民这类现代战争道德。他们认为这很虚伪：仗都打了，还讲什么规则呢？他们因之或明或暗地同情恐怖主义，因之主张在未来战争中采取总体战或超限战。但这样一来，他们甚至不能真正理解南京大屠杀作为惨绝人寰的日本军国主义罪证的性质：不只是因为他们杀害的是中国人，更因为他们杀害的是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
形式不是物理世界的现象，它天然地具有精神的特征，体现着精神对自然混沌的胜利，体现着人文对社会过程和手段的道德驯化。使现代英语成为一门高级语言的不是英文字母的经济性，而是其形式合理的分析性语法；标志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不是社会治理动机和目标的正当性，而是给予生活以可靠预期的制度的系统供给。对形式的轻视，无论经过多少中介或转换，都将导致对制度必要性的轻视。
古罗马有这样一个经典案例：某人的葡萄藤被邻人毁坏，但在诉讼时只能说是“树木”，不能说是“葡萄藤”，因为《十二铜表法》只规定了对非法砍伐树木的惩罚，而没有提到葡萄藤。当这则案例被我们用作中学历史试题时，试题要求考生必须回答：这个案例反映了罗马法“注重形式，缺乏灵活与变通”。一个用标准答案阻止学生自由思考的考试制度，却批判别人的司法实践“注重形式”；个人以为，这表明我们对“形式”的理解是多么的扭曲和错位。
现代社会之所以是“程序至上”，或者说，之所以是“规则的统治”（nomocracy），而不是“目标的统治”（teleocracy），是因为，在社会开放演化的扩展秩序中，每个人依据自己的知识、能力和价值偏好所追求的不同目标及其过程，是无法被整合为任何一种特定的目标及其过程的。哈耶克据此认为，国家与部落组织最大的不同，是它不能继续为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全部的力量去实现它，而只能把自己的功能限定在提供公共规则及其执行上，即仅仅提供一个使无论哪个成员都可以将自己的知识、能力和价值偏好用于追求个人目标的架构。
规则不是苏丹宫殿里的女奴，我们更不是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