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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中外的“牛兰事件”

作者:徐世强 · 2014-12-18 来源:文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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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

  这一事件,让我们从一侧面知道了建党初期的艰难与曲折。公开披露的蒋介石日记,其中1931年12月16日有这样一段记述:“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甯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这个所谓“害国之罪犯”是何许人?以致孙夫人宋庆龄亲自出面与蒋介石交涉?为何蒋介石不愿以亲儿经国来换取这位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原来,这一切都是由1931年“牛兰事件”所引发,要想了解“牛兰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头说起。

  共产国际情报官牛兰在上海意外被捕

  牛兰,原名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格,牛兰只是他在中国的化名之一。他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官员,担负对远东的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情报与联络工作。共产国际远东局原设在海参崴,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共产国际与苏共为加强远东地区的情报工作,搜集日本与英、美、法等在远东地区的活动情报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资料,进一步支持东方各国共产党革命活动,指示共产国际远东局从海参崴迁往中国上海,并派遣得力人员来中国了解情况,探讨建立秘密联络站。牛兰夫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命来华的。

  牛兰1930年3月由莫斯科经中国的哈尔滨、大连抵达上海,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他实际是这个秘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他在上海还有一个公开职务,就是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所谓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实际是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牛兰手下有9名工作人员,夫人汪德利曾是他最重要的助手。牛兰夫妇的特工经验异常丰富,他们同时持有比利时、瑞士等国护照,使用若干假姓名,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号,租用了10处住所。

  牛兰夫妇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来上海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密切联系与合作,多次完成了重要的工作任务;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建立了正常的联系。1931年初,牛兰在香港建立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分支机构——“南方局”,又称“香港分局”,负责人是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人阮爱国,即后来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此外,牛兰还与日本、朝鲜的共产党进行着有效的联系,定期向他们提供活动经费。

  正当牛兰夫妇及他们领导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积极有效地活动时,不幸的事发生了。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等去鄂豫皖苏区,后途经汉口返回时被捕叛变。他竟以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各重要机构的秘密地点与中共各重要领导人的住地向敌人邀功。顾顺章还向敌人提供了有关中共与共产国际活动的大量情报,其中包括牛兰夫妇在华的活动情况。他招供说: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联络站,只知道其负责人叫牛兰,绰号为“牛轧糖”,但弄不清楚其真实国籍与具体身份,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

  无独有偶,1931年6月1日,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一个叫约瑟夫的共产国际信使,并从他随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在上海的信箱号“邮政信箱205号,海伦诺尔”,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将这一情报通告了上海租界的英国殖民当局。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便根据这一线索,对205号信箱进行监视。很快就查明,此信箱的租用者就是牛兰。而且还发现,牛兰还用不同的假名同时在上海租用了8个信箱。巡捕房密探对牛兰跟踪,查明他住在四川路235号,同时在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间还有一个秘密活动点。

  1931年6月15日上午,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警探猛扑牛兰在四川路的寓所,当场逮捕了牛兰以及随后赶到的汪德利曾。警探们在牛兰夫妇住地共搜出600多份文件,其中重要的76份,内有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总部的报告,以及许多银行存折,存款总共达4.7万美元,这都是共产国际准备通过远东局提供给远东各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

  随后1931年6月22日,被顾顺章供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敌人逮捕,此人被捕后旋即叛变。在供词中他提到有关牛兰夫妇的情况,他说:“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现由波兰人负责。该波兰人自称为比国人,现因事被关押在英租界捕房……”于是,国民党情报机关与租界巡捕房联系,很快确认了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

  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与中共地下党的营救行动

  牛兰夫妇的被捕以及他们真实身份的暴露,给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造成重大损失,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组织系统几乎全部瘫痪。同时,中国共产党组织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系也完全中断。不仅如此,这一事件还影响到亚洲其他各国共产党组织。

  根据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敌人证实了不久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南方局”。因为就在牛兰被捕前几天,英国警察在那里捕获了一名印度支那共产党人阮爱国,现得知,他就是南方局负责人胡志明。另外,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中,还发现了好几名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联系的日本共产党员。这些材料马上转给日本警方,日警即刻也投入对日共党员的追捕。因此,牛兰案成为当时轰动中外的重大政治事件,国际反动势力称之为“赤色间谍”、“共产国际阴谋”、“苏联扩张”,并乘机兴风作浪,迫害各国共产党人。

  为尽快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苏军总参谋部指示在华的情报组织——“佐尔格小组”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央特科”,要密切配合,制定周详计划,完成秘密救援任务。据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透露:“营救牛兰夫妇既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活动,外国方面由理查德·左尔格领导,中国方面是潘汉年。”左尔格营救活动的材料,参见东德作家尤利乌斯·马德尔著的《左尔格的一生》一书。其中有一小节的标题是“营救两位同志的斗争”,写的就是左尔格受命营救牛兰夫妇这件事。

  左尔格为营救进行的活动,书中说:“左尔格小组成功地与被关在死牢里的鲁格夫妇取得了联系,并随时用电台向莫斯科中央总部报告营救工作的进展情况。”具体的营救方案,书中写道:“左尔格了解敌人官僚体制的弱点,要求组织给他送来两万美元,用以贿赂南京腐败的军官和法官。”接着详细叙述了“组织上派两位德国同志担当秘密交通员”,携钱分别前往上海送交给左尔格的经过。这两位秘密交通员中的一个是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在中央苏区根据地指挥红军作战的大人物李德。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谈到了用行贿的方法营救牛兰的事。他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

  1932年7月11日,即牛兰夫妇进行绝食的第九天,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按计划在上海公共租界汉口路老半斋菜馆,以请客为名,邀集了上海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郁达夫等人,商讨动员与组织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营救牛兰夫妇。结果,由柳亚子、鲁迅、陈望道、郁达夫、矛盾、丁玲等36名著名文化人士联合签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院长居正、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

  为了挽救牛兰夫妇的生命,并防止他们被暗害,潘汉年安排中央特科情报人员冒着极大风险,通过同乡关系,与负责牛兰案的国民党“中统”总干事张冲取得联系,并付出三万元酬金,索取了一张牛兰亲笔写的字条,从而证实牛兰夫妇还活着,还在被国民党政府关押着,这可以在必要时作为有力证据在法庭上公布。

  宋庆龄担当“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主席

  牛兰夫妇被捕后,被租界巡捕房秘密审讯多次,牛兰夫妇坚不吐实。1931年8月9日,在租界的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正式审判牛兰夫妇,最后宣布将牛兰夫妇引渡给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在将牛兰夫妇投入监狱后,竟拖延多日不予正式司法审判,反而在监狱中对牛兰夫妇百般折磨。牛兰夫妇曾先后多次绝食以示抗议。与此同时,国际进步组织与进步人士也积极采取行动,他们纷纷致电宋庆龄,把营救牛兰的希望寄托在刚从海外归国的宋庆龄身上。

  据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书中透露:“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宋庆龄是为母亲奔丧,于1931年7月末离开德国,8月13日抵达上海的。8月18日,美国作家德莱塞等32人联名致电宋庆龄,恳请她对牛兰夫妇“予以援助,免除不良待遇及求得释放”。接着,8月19日,10余位德国艺术家又来电,恳请宋庆龄出面营救牛兰,使他的“恶劣情况有所减除及求得他的自由”。同日,劳动妇女领袖、国际救援组织“红色救济会”主席蔡特金以个人名义致电宋庆龄,希望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此外,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美国哲学家杜威等人,也有类似来电。

  宋庆龄不负众望,全力以赴投入到营救牛兰夫妇的运动中,并成为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导人。1931年8月20日,宋庆龄和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设在欧洲的“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使营救牛兰的行动演变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宋庆龄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牛兰夫妇。接着,宋庆龄通过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与牛兰夫妇的外籍律师取得联系,协商为牛兰夫妇进行法庭辩护及营救之法;她又指派美籍进步人士马海德,以医生名义去南京监狱为牛兰夫妇治病,并设法将牛兰夫妇年仅9岁的儿子吉米送往苏联。

  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最重要的一次行动,任何人也无法代替她的行动,是她亲自出面同蒋介石本人谈判:南京政府释放牛兰夫妇,苏联当局遣送蒋经国回国。当年前往苏联留学的蒋经国,这时已经是苏联手中的人质了。显然,只有苏联最高层才能作出这种交换高级人质的决定,才能出动宋庆龄这样高级的谈判代表。可以说宋庆龄从未为自己的事情利用过她同蒋的家庭关系,但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她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但宋庆龄同蒋的谈判并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效果,蒋介石拒绝了宋庆龄的交换条件,蒋之所以不同意交换,显示了他坚决反共与性格中倔强的一面。不过蒋也担心拒绝宋庆龄的条件会导致苏方加害蒋经国。因此,蒋介石私下也积极进行与苏联恢复邦交的谈判,争取通过外交途径让蒋经国尽早回国。

  外国名流的抗议电报,左尔格与潘汉年的秘密计划,都没有达到营救牛兰的目的。宋庆龄又采取了一项新的行动。据爱泼斯坦在书中所说,“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公开活动中,宋庆龄是中心人物。1932年7月12日,她组成了‘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并亲自担当委员会主席”。

  1932年7月12日,在华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邀集宋庆龄、杨杏佛、鲁迅、蔡元培等中国著名人士以及在沪的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伊赛克(伊罗生)等共32人,组成了一个专门从事营救牛兰夫妇的机构——“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由宋庆龄任主席,史沫特莱任书记,在上海四川路216号302号房间设立办事处,进一步发动、联络与组织上海及全国的营救牛兰运动,并与“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遥相呼应。该会一成立,就宣布:“要求将牛兰案移沪审理,或无条件释放牛兰夫妇。”

  以宋庆龄为首的“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及1932年底由宋庆龄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始终不遗余力对牛兰夫妇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声援与营救。1933年4月5日,宋庆龄亲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赴南京,与国民政府交涉,并亲自到江苏第一监狱看望牛兰夫妇,劝他们进餐,把世界人民的关怀之意转达给牛兰夫妇。

  结局

  1932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但又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此后若干年,很少有人知道牛兰一家人的下落。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趁乱逃出监狱,来到上海躲藏起来,因为按情报人员的纪律是不能寻求苏联驻华公开机构帮助的。此后近两年时间里,在没有身份证明,缺少生活来源情况下,他们通过宋庆龄的资助和关照坚持了下来,直到1939年,他们最终将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牛兰夫妇才得以顺利返回苏联。

  牛兰夫妇返回祖国后的命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牛兰在中国期间与托派有来往,并由此推断牛兰夫妇回苏联后很可能九死一生。事实上,牛兰夫妇的后半生的生活是平静的,而且一直没有停止工作。1943年至1948年牛兰曾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此后他的工作岗位总是与中文有关,曾在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牛兰夫人于1964年病故前则一直从事她喜爱和擅长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牛兰夫妇的儿子吉米1936年底回到苏联,在两所国际儿童院里度过青少年时期,1944年回到莫斯科与父母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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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青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