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个很有头脑的政治人物，他事功活动中，十分注重“替手”的物色和培养。他在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者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教育可也。”

　　曾国藩膀臂众多，如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杨岳斌、李翰章、郭嵩焘等。为何曾国藩偏偏相中自由散漫爱睡懒觉,爱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的李鸿章呢？

　　其实，曾国藩也知道李鸿章的毛病，正如他自己所说：“替手”满意者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教育可也。他是把李鸿章当作一块宝玉来精雕细琢，对李鸿章寄予厚望：“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一顿早饭治李鸿章“不诚”之病

　　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由广西杀进湖南。曾国藩出山正式做起湖南省的团练大臣。稍后一点，李鸿章也被征调回安徽办团练。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此时，李鸿章入营襄助，曾国藩甚为高兴，将李鸿章留在幕府，做一个帮他起草奏稿、书牍的机要秘书。李鸿章非常谦虚，尊敬曾国藩为老师，他的才与学都是一流，工作干得很出色，深得曾国藩的赞赏。

　　李鸿章虽然能干，但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自由散漫便是他的一个突出的毛病。湘军军营惯例是吃完早饭才天亮，指挥部的早饭虽不及军营的早，但也是天一放亮便开饭，比普通人家的早饭早得多。李鸿章习惯于读书到深夜，第二天日上三竿才起床。初来湘军的他非常不习惯这顿早饭，常常是宁愿不吃也不早起。曾国藩却是很看重每天的早饭。他每早跟众幕僚一道吃早饭，既融洽了感情，又借此考勤。李的这种懒散作风，很让曾看不惯，他要将李整治一下。

　　这一天的早晨，众幕僚都来齐了，又惟独缺李鸿章一人。曾国藩眉头一皱，打发亲兵去叫，李鸿章睡意正浓，极不耐烦地对亲兵说他不吃早饭了，亲兵转告曾国藩。曾国藩拉长着脸说，再去叫。李鸿章见亲兵又来了，便撒谎说生病了，不能起床。亲兵将李的话回复曾。曾很生气，用手拍着餐桌说，就是生病了也要来，今天人不到齐不开饭。李得知老师巳发火，只得披着衣服急忙赶到餐厅。李到后，大家才开始吃饭。平时吃饭时，曾和众幕僚有说有笑，这天早上，他一直一声不吭，闷头吃饭。幕僚们见头儿不说话，也不敢吭声。李处此状态下很是尴尬。曾吃完饭，站起身来，对李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巳。”说罢拂袖而去。

　　这次整治对李鸿章的震动很大，除整了他的自由散漫的习气外，还敲了他“不诚”的缺点。从此以后，李收敛了许多。他对老师又敬又畏，从各方面更为虚心地向老师学习。李在为老师办事的同时，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历练，逐渐成熟起来。尤其是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曾国藩则对他大谈“挺”经，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一个主意令曾国藩刮目相看

　　有一桩大事的处理，让李鸿章帮了老师的大忙，同时，也使老师由此看出他过人的政治才干。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攻占了天津，直逼京师。咸丰皇帝留下六弟恭王在京应付洋兵，自己携带一大群亲信和后妃逃往热河行宫。半途中，下了一道圣旨给曾国藩，命他速派鲍超一军北上救援。鲍超是湘军中一员猛将，他指挥的部队称为霆军。霆军的战斗力较强，曾国藩不想让它离开与太平军交手的战场，但圣命又不可违。曾召集幕僚们商讨这事。大多数幕僚主张服从命令派霆军北上勤王，也有少部分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情紧急，不能发兵。惟独李鸿章一人提出了一新方案。

　　他说，眼下的局势，即使霆军迅速北上，也无济于事，这道圣旨实在是未经深思熟虑的情急之言。洋人入都，并不在于要推翻朝廷，不过是索取钱财和放开限制而巳，最后的结局必定金帛议和，无伤大局，我们不妨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过两天上一道奏折，说鲍超位望不够，请于曾和胡（胡林翼）二人中派一人率军北上。估计奏折到达热河时，巳不再需要湘军了。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果然，朝廷很快就有新的命令下来：和议巳成，无须北上。既未违抗圣旨，又没有影响战事，两全基美，这全得力于李鸿章的好点子。老师开始对学生刮目相看了。

　　一个机遇使李鸿章大展宏图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攻打浙江，力图将浙江变为一块天国的巩固疆土。在连克金华、绍兴、宁波及省垣杭州后，兵锋直逼上海。

　　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甘霖；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他说动曾国藩。

　　上海是朝廷的金库，也是湘军饷银的一个主要供应站，曾国藩自然不愿意太平军将它抢去。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此时，李鸿章如蒙春雷惊蛰，向老师主动请缨。曾国藩则顺水推舟，满口答应，叫李鸿章立即回安徽招募勇丁，编练成军。

　　李鸿章欣然领命，带着上海绅商所提供的丰厚饷银，短短的三个月便招募四千人马，一律按湘军营规予以编练。曾国藩又将另外的两千多名老兵编入这支新军中，以便提高它的战斗力。这支六千多人的新部队被人称之为淮军。李鸿章的淮军部队不仅为朝廷保守上海收复苏南立了大功，也因为扫清了太平天国的后院，使天京成为一座孤城而极大地支援了曾国荃。

　　李鸿章在练兵之初，以为淮军无非分支，日后方知，这实在是曾国藩为将来所设的绝大“替手”。淮军之设，一则可以广添兵源，补湘军人数之不足；二则可以解上海之围，为湘军护持东南膏腴之地，作为粮饷之源；三则可以分曾国藩及湘军之势，为日益位高权重、功高盖主、忧谗畏讥的曾国藩稀释；四则为曾国藩日后裁撤湘军、急流勇退预作退路。凡此种种，可谓深谋远虑，苦心孤诣。

　　在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执掌晚清军事、外交大权三十年，他一方面将乃师曾国藩所开创的军事团队做大做强，（以淮军为基础的北洋集团在晚清军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又将由乃师所揭幕的洋务运动大规模地在全国展开，成为晚清政治中的重要内容。

　　凡做大事者，易于善始，难于善终。曾国藩终能平安降落，全身而退，关键在于找到了李鸿章这个“替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