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朝在历史上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政权，由汉化的鲜卑人建立。大举推行佛教，迁都前曾修建云冈石窟，迁都以后又动工修建龙门石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同时在军事上也是十分强势，在南朝北伐时，出兵击败北伐的南朝军队，在南北朝战争中占据主动。在北部则修建长城抵御柔然南下入侵，并且多次远征大漠，大破柔然主力，使柔然一时无力渡漠南下。 然而自从北魏从平城迁都到洛阳以后40年便分裂灭亡了。那么北魏迁都的目的在哪呢？

地处荒蛮物资供应困难

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僻处塞上，虽不断地移民塞上，给耕牛，计口授田，也只能供应六镇的军粮。至平城自作为京都以后，人口集中，游食者多，粮食供给难免发生困难。《魏书·食货志》称:“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馑。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于是分简国人尤贫者，就食山东三州，敕有司劝课留农者。”

《魏书·崔浩传》载此事云:“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坦因华阴公主等言谶书国家当治邺……劝太宗迁都。”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谁知多少，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太宗曰：“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浩等对曰：“可简穷下之户，诣诸州就谷；若来秋无年，愿更图也。但不可迁都。”太宗从之。于是分民诣山东三州就食……来年遂大熟。可见在明元帝时代，平城一带一遇荒年，就有打算迁都就丰收地区的计划。即使不是荒年，平城的粮食也还是不够。北魏政权通常令关内诸州郡用牛车运粟塞上，劳费也是很多。

拓跋宏

如《魏书·世祖纪》载：“始光二年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像这类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到了太和十一年（487年），平城一带又是大旱荒，旱到春天“野无青草”，“郊甸间甚多馁死”，“饿死衢路，无人收识”，可见饥荒之严重。接着又流行“牛疫”，牲畜也死了很多。孝文帝允许人民到丰收地区就食，“行者十五六”，可见平城的旱荒已达到严重程度，北魏王朝至此实已不得不迁都。

据《魏书·成淹传》载，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后对成淹说：“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可见迁都洛阳是解决塞上一带严重粮荒的唯一办法。

何况自从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扩大推行均田制以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经成为北魏王朝的主要基础，从关外的平城移都到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说，就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了。

内部腐化而近临强敌

过去，拓跋部氏族成员及被征服各族“豪杰”、“名家”，往往戍防六镇，构成北魏王朝军队的基本核心。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拓跋氏内部阶级分化更为急剧，他们的经济逐渐衰颓起来了，这也使得北魏王朝的军事威力逐渐衰落。可是当时居拓跋氏北方的柔然人的势力却大大扩张起来。

拓跋宏

据《南齐书·芮芮虏传》称，太和三年（479年），“芮芮主发三十万骑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拒守不敢战，芮芮主于燕然山纵猎而归”；其后高车南攻柔然，取柔然故地，柔然南徙，逼近平城，孝文帝遣数十万骑北拒柔然，“大寒雪，人马死者众”。

如果北魏仍都平城，稍有疏忽，便有被柔然包围的危险，甚至平城有失守的可能；倘南迁洛阳，此时南齐国力，日趋衰颓，不但不能威胁洛阳，而且孝文帝认为如大举南侵，南北混一可期。是平城有累卵之危，洛阳有磐石之安，故定都洛阳。

孝文帝推行汉化的必要措施

孝文帝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巩固封建的政治体制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得不彻底推行汉化，也就是进一步封建化的政策，而迁都可以摆脱反对派的干扰。

在迁都洛阳以前，孝文帝已经开始清除鲜卑人的氏族制残余与奴隶制残余，已经开始执行汉化政策。太和七年（483年），下诏禁止鲜卑人同姓相婚；太和八年（484年），采用汉制，规定百官俸给等差；太和九年（485年）下令：“自太和六年已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

但是当时拓跋氏统治集团内部，对此却有三种不同的主张：

陆叡

保守派。这一派主张保持鲜卑固有风俗，不主张汉化，更不主张迁都。这一派以北魏政权中鲜卑族的元老穆泰、元丕、陆叡等为代表，以后太子元恂也属于这派。

他们认为鲜卑贵族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原，就是因为鲜卑人勇悍善战，马背上的生活方式和战斗方式的一致。倘若南迁洛阳，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鲜卑人的气质也会一天天变成脆弱，失去过去强悍善战的性格和习惯，反而不能统治汉族。同时黄河中下游的气候比塞上要热，鲜卑人不服水土，死亡率一定会很高。所以他们不主张迁都，更反对汉化。

中间派。这一派主张不放弃鲜卑原有的习俗，但也可相应地汉化。这一派以鲜卑贵族中的开明分子为代表。他们已看到了那时北魏政权财富的主要来源是中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品；塞上的屯田只足供六镇军粮，塞北的畜牧业固然发达，但从农业与畜牧业两者的比重看来，已经不能相提并论。

塞上荒凉，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时人有《悲平城》之作，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魏书•祖莹传》那时的歌谣有云：“纥于山，头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从上面两首诗看来，当时除掉批顽固保守的鲜卑贵族以外，较为开明的鲜卑贵族对生产落后的塞上和比较寒苦的平城并不十分留恋，所以他们并不反对迁都。

但是他们却用保留的态度对待彻底汉化的问题，他们认为鲜卑族和汉族过去的风俗习惯因袭不同，迁都洛阳之后，朝廷典章制度虽也可以斟酌魏晋故事，以装饰门面；鲜卑族的语言服装风俗习惯却可保留下来，不必硬性干涉，强迫汉化。

孝文帝迁都路线

改革派。这一派主张彻底汉化，孝文帝就是属于这派的。他们认为既然迁都洛阳，就应该与代都（平城）时代有所不同，也就是应该用种适合于那时封建经济的生活方式来代替过去“佛狸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的塞上生活方式。

他们认识到鲜卑族既已发展到这一特定阶段，还要保持固有的生活方式已不可能。所以他们主张彻底汉化，换句话说，他们是想用汉族固有的传统方法来统治汉族人民；何况通过鲜卑族的彻底汉化，正可以消灭鲜卑、汉族两大部族间的矛盾，他们的政权因此会更巩固，他们的子孙可以更好地统治汉族人民。

同时那时的世家大族如由南朝逃奔至北朝的世族大地主琅邪王氏，以及中原的世族大地主陇西李氏、清河崔氏、广平程氏、太原郭氏诸族，也都撺掇孝文帝进行改革。

这一派的主张，由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因此终于战胜了以上两派，这才有孝文帝的迁都以及后来的在政治上、在社会风俗上的一系列的改革。

根据上述原因，孝文帝不得不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