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刚过，我的父亲要杀我的母亲。母亲那天情绪特别不好，她和父亲的争吵从一坐到饭桌前就又开始了，整个吃饭过程中始终未停下来。待收拾了杯盘，擦洗了桌布，她在厨房里不停地来回转着，大声责骂我的父亲，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她每次生气时都是这样。

父亲坐在书桌旁，脸朝着窗户，不作声。突然，他全身抖动，大口喘息着。我看见他站起来，一把揪住我的母亲，一边推着她朝咖啡厅走，一边吼叫着，声音嘶哑，令人毛骨悚然。这是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

我吓得跑到了楼上，一头扑到床上，脑袋埋到靠垫里，接着我听到母亲大声喊叫：“我的女儿！”声音是从咖啡厅旁边的地窖里传来的，我赶忙跑下楼，嘴里拼命地喊着：“救命啊！”在昏暗的地窖里，我的父亲一手死死抓住母亲的肩膀或脖颈，另一只手抄起放在砧板上的用来砍柴的镰刀，我只记得当时我只顾拼命地喊叫和号啕大哭。

后来我们三人又回到了厨房。父亲站在窗前，母亲站在炉旁，他们都喘着粗气，我坐在楼梯下端，不停地哭泣。父亲依旧怒气未消，他的手还在颤抖，说话的声音也不一样。他不停地对我说：“你哭什么，我又没打你。”我还记得当时我说：“你吓死我了。”我的母亲为了缓和屋里的紧张气氛，故作轻松地说：“好啦，我们不吵了，一切不愉快都结束了。”

之后，我们三人一起骑自行车到附近的乡下去散步，回来后，父母又如同往常一样开了咖啡店的门，谁都没事了。

那天是1952年6月15日，那是我童年时代记忆最深最清楚的日子。

后来我曾经对几个男人说过：“我快十二岁那年，我父亲要杀我的母亲。”我几次对人说这句话，说明这件事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了。我没有想到，人们听了这句话之后都沉默不语，我这才发现我犯了个错误，跟他们说没有用处，因为他们对这样的事情是不感兴趣的，甚至是反感的。

我现在即使把这件事写出来，但内心深处直到今天，依然似乎觉得这件事不能写出来，即使是记在日记里也不好。因为我害怕由于自己写了这些事会招致惩罚，而以后再也不能写任何东西了。

在开始动笔叙述这件事以前，我以为我能够回忆起当时的每个细节，可实际深藏在我记忆中的只不过是当时的紧张气氛、他们俩当时所待的位置，以及几句只言片语。我记不得当时他们吵架的初始原因；也不记得母亲当时是否穿着她营业时穿的白大褂，还是为了出去散步，已经换了别的衣服；我也记不得那天晚上我们吃了什么饭，就是那天上午做了什么事我也没有任何印象了。

但我肯定那天我穿的是那件蓝底白点的连衣裙，因为后来连着两个夏天我都穿了这件裙子，而每次穿的时候，我都会想那天晚上我就是穿着这条裙子的。我也肯定那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有风。

后来，那个星期天所发生的事就像一个镜头的画面印在我的脑子里，以至于在我平时做任何事的时候都会突然在脑海中显现出来。虽然我照旧玩耍、读书，表面上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我做任何事情时都不能够专心，一切对我来讲都变得那么虚假。

这个事件对我刺激太大了，太不可思议了，我无法评判他们，一个深受我爱戴的父亲要杀掉一个深爱我的母亲，由于平时是母亲在家里掌管钱财，再加上是她负责与我的教师接触，于是我便认为母亲自然有权对父亲指手画脚，就像对我发号施令一样。

在我内心深处，我隐约感到同样的事情早晚还会发生，因此我担心他们。好几个月，也可能是好几年里，只有当顾客在店里时，我的心才放下来，但是到了晚上或是在周日下午，当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便又提到了嗓子眼儿。只要他们说话声音稍大一些，我就会像匹受惊的马一样立刻去监视他们，尤其是监视我的父亲，观察他的面部表情以及他的双手。他们每一次突然的沉默都会让我觉得灾难就要临头。即便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也在不停地想，当我回到家时，也许惨剧已经发生了。

当他们之间通过一个微笑或是一个默契的大笑，或是开个玩笑等方式表达他们之间的爱慕时，我就以为我们又回到了那件事发生前的美好时光，我便会以为那件事只不过是一场“噩梦”。但是过后，我明白他们之间的爱的表示只代表当时的那一刻，对未来没有丝毫的作用。在我的眼里，家里随时都有要发生惨剧的可能。

那样的场景终于没有再发生过，父亲在十五年后去世了，也是在六月的一个星期天。

他们永远不知道，那个星期天所发生的事对于我是多么地可怕。

文/摘自作者[法]安妮·埃尔诺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耻辱》

选文有所删减标题为编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