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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中国化

2023-02-20 来源:中国民族报

图片说明:福建泉州晋江的草庵摩尼光佛造像。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是宋元泉州摩尼教传播的重要见证,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摩尼教教主石刻造像。

泉州在历史上因为有广泛的对外文化交往交流,成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如今,在泉州留下的许多文化遗存,其中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宗教的建筑与设施,反映出泉州一度汇集、融合了世界不同的宗教文化。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佛教:中国化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改变了中国人的宗教生活结构。一方面,中国佛教有其本土化的过程,与印度佛教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在历史上融入了许多佛教元素。有关两者的互动影响,研究成果很多,譬如著名学者方立天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系统讨论了佛教与中国政治、伦理、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等的关系。

两汉之际佛教的入华,仅有历史叙事的象征意义。佛教真正意义上的在华传播,始于佛经的翻译与解释。这必须借用中国传统的思想概念,出现了佛教史上所谓的“格义”。从东汉晚期到东晋末年,经过了250年的佛经翻译,中国佛教逐渐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汉语佛教经典系统,并有相应的中国注释和讲经体例,乃至出现“汉语大藏经”,在隋唐时期陆续出现了中国佛教宗派。禅宗、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等宗派,无论在理论框架上,还是在修行方法上,都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大多彰显出儒家的核心价值。譬如,中国佛教高调宣扬“目连救母”等佛门的孝亲故事,到了宋代甚至还有禅师提出“孝为戒先”这样的口号。

以《隋书·经籍志》为例,略说佛教对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与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由于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人在隋唐之际的知识体系已有重大变化,集中表现为从《汉书·艺文志》的“六略”过渡到《隋书·经籍志》的“四部二录”。经史子集的分类法,主要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确立儒家经典的核心地位,把子书当作儒经的附庸,并把数术、方技这些实用知识归入子书。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大规模传播,佛教已嵌入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里。从中国宗教史的角度来看,《隋书·经籍志》重要之处是在“四部”之后附有道、佛两录,构成“四部二录”的知识体系:经部(十类)、史部(十三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三类),道经(四类)、佛经(十一类)。《汉书·艺文志》术数、方技类的重要性已明显下降,而整合各类方术并将之纳入神灵世界的道经,则在《隋书·经籍志》里得以单列在四部之后。“佛经”部分,展现了中国文化对外来宗教的吸纳。更有意思的是,史部、子部还有一些佛教书籍,譬如僧传、僧人文集。也就是说,这些僧人的生平思想得到了中国主流社会的接纳。

若从《隋书·经籍志》所记的图书篇幅与传抄数量来看,佛教在当时具有超过儒家经典的广泛影响力。该书记载当时佛经有1950部、6198卷;道经有377部、1216卷;四部经传总共3127部、36708卷。佛教文献体量之大,可见一斑。该书还说,隋代“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由此可见,当时佛教的流传,已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与知识结构。

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佛教宗派,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释、道三家在分歧之中相互沟通,到唐代中期,三教合流已成定局,而到明代,这种思想成了中国人的主流意识形态,佛教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形态之一。不仅如此,这些佛教宗派还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特别是在唐宋时期促成了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的思想文化中心。

佛教在更深层次上的影响,还在于促成了新的风俗习惯。像浴佛节、腊八节等这些民俗节日,都与佛教信仰有关。农历四月初八是纪念佛陀降生的浴佛节,是佛教最重要的“圣诞节”。腊月八日是纪念释迦牟尼觉悟成佛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是佛教正式创立的纪念日,中国社会形成了喝腊八粥的习俗,因传说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前接受了牧羊女布施的粥。类似这样与佛教有关的节日和风俗,还有很多。佛教对民间日常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其重要原因是佛教有寺院。诚如汉学家许理和所言,佛教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同时还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僧伽(或译僧团)的传入。僧团包括出家人和在家信徒,但以出家人为主导,这使中国出现了专门供僧人修行的道场,即寺院。

除了佛教,中国历史上还有祆教、摩尼教、景教(也里可温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外来宗教,它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不一。国学大师陈垣在1917到1923年间写就著名的“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为中国历史上非主流的外来宗教研究开拓了全新的学术格局。

祆教:随粟特人皈依佛教后在中国消失

祆教、火祆教,俗称“拜火教”,即琐罗亚斯德教,亦称“马兹达教”,约在公元前1000年起源于波斯,是古波斯的主流宗教。该教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3年-前330年)被列为国教,到萨珊王朝重立祅教为国教,其影响波及中亚地区。现在很多人了解这个宗教,是因为尼采的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或《苏鲁支语录》。该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又称“查拉图斯特拉”,古译“苏鲁支”。

据专家考证,祆教创立后不久就传到了中亚锡尔河、阿姆河一带,约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传入中国新疆地区。至于传入中原的时间,专家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倾向于西晋末年,即3世纪末4世纪初随粟特商人传入。北魏后期及北齐、北周皆有祀胡天的记载,“胡天”即指祆教崇拜的天神。唐高祖时,长安已有祆神庙。到唐武宗会昌灭佛(845年)时,祆教同时被灭。在中国流传的祆教已非正统的波斯祆教,而是掺杂了许多中亚民俗的祆教,近年在中国陆续出土了祆教徒的墓葬。但总体而言,祆教对中国主流社会的影响不大。

摩尼教:高度佛道教化和民间化

摩尼教,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创立,混杂了祆教、犹太教、佛教、景教等的教义而成。这个宗教因为金庸武侠小说出现“明教”而为当代中国人熟悉。摩尼自命为“光明使者”,在得到波斯王沙普尔一世的皈依后,四处传教。但在这位国王去世以后,摩尼教立即遭到了打压,波斯境内全面恢复祅教。摩尼本人被捕入狱,相传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摩尼教徒只能四处流亡传教,该教缘此在中亚西域广泛流传。

法国人伯希和、沙畹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陈垣的《摩尼教入中国考》均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记载,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认为这是摩尼教入华的最早记录。这是摩尼教入华的文献记载,民间传入的时间还应提前。

该教传入中国以后,开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因其“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即遭禁断。安史之乱(755年-762年)以后,唐朝请回纥出兵相助,回纥因此把他们的国教摩尼教带入中原,在唐朝广为传播,先后在长安、荆州、洪州、越州、扬州、太原府和河南府等地兴建摩尼寺。唐代宗曾给摩尼寺赐额“大云光明”,允许各州设立“大云光明寺”。唐武宗会昌灭佛,摩尼教同时被灭,从此转入地下,流入民间,渐以“明教”之名流传于世。如在温州,宋时有信奉明教的传统,到元代颇为盛行。在元代东南沿海地区(今福建、浙江两省),摩尼教还被称为“苏邻国之教”“苏邻法”。在福建泉州草庵,至今还有“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的大字石刻。2008年以来,在福建省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发现大量宋元明清明教文献和文物。

景教:“广造奇器异巧”

景教,亦称大秦教,是早期基督宗教的异端聂斯托利派。景的意思是“大”“光明”,取《新约》光照之义。聂斯托利,古叙利亚人,428年被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但他主张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并未合于一位,玛利亚仅生育耶稣之体,乃纯人之母,不能被尊为“圣母”。431年,以弗所宗教大会把他的基督论判为异端,东罗马皇帝认可这个结论,435年聂斯托利被流放到埃及。他的信徒出逃波斯,得到波斯皇帝卑路斯的保护。约在498年前后,聂斯托利派在波斯成立完全独立的教会,并由波斯逐渐向东传教,以至中国。

该教最初被视为“波斯教”,后来更名“大秦教”。《唐会要》卷四十九“大秦寺”条记载:“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该教入华的历史研究,得益于约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据碑文记载,唐贞观九年(635年),阿罗本来到长安,唐太宗命房玄龄接待,并在京师建造大秦寺。

景教随商贸活动经由西域“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历史上景教徒多擅经商,这也是他们与明清之际天主教会显著不同的地方。景教徒的传道方法类似后来的耶稣会士,他们往往拥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借助希腊的医学医术,并有实际的治疗效果;同时“广造奇器异巧”,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唐武宗会昌灭佛时,殃及了景教。不过,景教一直在中亚一带流传。元朝对景教采取怀柔政策,其得以兴盛,但已改称“也里可温教”。

元代景教极盛之后归于衰亡,直到明末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入华,基督宗教才再次进入中国。

伊斯兰教:全方位进行中国化的调整

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同的称呼,唐宋时称“大食法”,元代称“回回教门”,明代又称“天方教”“回回教”,明清之际称“清真教”,清代以后称“回教”。该教以《古兰经》为根本经典,由穆罕默德于610年创立。有关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有多种说法,现大多采纳唐永徽二年(651年)传入的说法。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由中亚传入天山南路,逐渐传入中国北方,在甘肃、西安一带设立寺宇;另一条由大食从海路传入中国南方,在广州及沿海地区建立寺宇。

在元代已有“回回遍天下”的说法,当时的伊斯兰教制度发生新的变化,由唐宋时期的“番坊制”,发展成为较完善的“三掌教制”。清真寺设三种不同的职务,教长(协调清真寺所有事务)、赞教(协助教长工作)、宣教(负责召唤穆斯林到清真寺按时礼拜),初步完成了从外来宗教到本土化宗教的转化过程。明代朝廷对伊斯兰教的政策较为包容,明末清初有一批穆斯林学者积极探索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北方兴起经堂教育,南方则以南京、苏州为中心,出现了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以儒诠经”,形成现在所说的“回儒”,主张“二元忠诚”,既忠于真主又忠于君王。这标志着伊斯兰教从制度、教义到教育方式都进行了中国化的调整。

犹太教与印度教

作为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源头的犹太教,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传播,但影响很小。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推测,犹太教可能在唐代已经入华。不过,在他看来,开封犹太族非宋以前所至;犹太族之见于汉文记载者,莫先于《元史》;“一赐乐业”之名,起于明中叶。

作为印度的主流宗教,印度教在中国的影响远不能与佛教相比,但也有不少的影响。印度教在中国建庙,始见于《唐大和上东征传》。唐天宝九年(750年),鉴真发现广州“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著名学者黄心川的《印度教与中国文化》介绍了印度教传入中国的四条路线(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滇缅山路、尼泊尔山路),梳理了中国保存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的史料和文物,认为印度教对道教、瑜伽术对气功都有一定的影响。

从以上这些外来宗教的经历来看,凡能像佛教那样经历“华化”或“中国化”,就相对容易在中国扎根,否则难以存活,至少很难有影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与其主动进行中国化的努力密不可分。中国文化讲究“和而不同”,相信“殊途同归”,喜欢不同文化的相互包容,而不喜欢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中国社会接受外来宗教的前提,是外来宗教能认同中国的本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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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朝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