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说到孔子和慧能，他们身上有很多不同点。孔子学富五车、知识渊博，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创立者；慧能却大字不识一个。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即孔子的不朽著作《论语》以及慧能的思想结晶《六祖坛经》，都是由他们口授而弟子们记录下来的。孔子这样做，是因为中国远古的圣人们有着“述而不作”的传统；慧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不识字，无从拿起笔来书写。

正所谓“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大字不识的慧能成为中国禅宗祖师，《六祖坛经》成为中国佛经。慧能所开创的中国禅文化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相互融通，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世界2000年。

众所周知，禅宗发源于印度，当年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以心印心，教外别传。菩提达摩远渡重洋，面壁9年，将禅宗传入中国。后经历代祖师不懈努力，佛教与中国儒道相碰撞、相融合，逐步实现本土化。在融入中国、实现本土化的过程中，中国禅宗的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一是主动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主动作出调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契合点，进一步得到世俗政权的认可。将佛教的神圣化、贵族化变成世间化、平民化。从“沙门不敬王者”转变到提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的主张，形成“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的爱国爱教思想和修行规范。

二是主动适应中国的经济环境，积极推动佛教义理中国化。佛教义理中国化是实现佛教中国化的核心问题。南北朝时的慧肇、竺道生、慧远等高僧，用中国原有的哲学语体阐述佛教哲学的理论，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质的佛教哲学体系。隋唐时的智覬、法藏、菩提达摩分别创立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从不同方面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吸收到佛教中来。在经济上，提倡农禅并重，一行三昧，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些变革为中国禅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积极实现僧侣修行的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以及民俗民情。“马祖兴丛林，百丈立清规”，禅宗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修行体系。今年是本焕长老圆寂10周年，他所修建和弘法的道场包括四祖寺、百丈寺、南华寺、光孝寺等，都是禅宗非常重要的道场。笔者出家以后，他把各种规矩言传身教给我，并带着我经数年努力，将禅宗丛林仪规进行重新整理，编撰成《中国汉传佛教丛林仪规及唱念规范》一书，并用现代影视手法演示制作成光盘，流布海内外。

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从建筑、雕塑到文学、艺术，从观音信仰到民间节日，佛教文化已经深入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笔者同时还是弘法寺的方丈，弘法寺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深圳的一座年轻寺院。因为年轻，所以就有很多新的弘法理念，比如义工队伍的建设。早在2000年，弘法寺就开始培训义工、组建义工团队。20多年来，已经有数十万义工服务于深圳各社区和慈善公益事业。因为疫情，今年3月14日，深圳按下暂停键，启动“慢”生活。让笔者非常感动的是，深圳按下暂停键后，一夜之间，包括弘法寺义工在内的200多万名义工奔赴抗疫第一线。深圳能这么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离不开这200多万名义工的无私奉献。

爱和慈悲是宗教永恒的主题。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对于真善美的呼唤是统一的，对于现世的关怀是共通的，对于人类的呵护是一致的。宗教无有高低，文明需要会通。

2017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宗教分论坛开始前举办了一场活动，来自澜湄六国的佛教领袖“法乳一脉，六水合一”，将各自国家的澜湄江水汇入一道。那一刻，6种不同语言念诵的梵音和鸣，6位高僧大德的手也紧紧相牵相握在一起；那一刻，人们超越了宗派之间、语系之间的隔阂，水水交融，心心相印，情同手足。

除了利用博鳌亚洲论坛宗教分论坛、南海佛教深圳圆桌会等平台以外，多年来，我们还走出去、请进来，与不同宗教、不同文明开展交流对话。南海佛学院三教融通，还培养了老挝、蒙古国的留学僧。当前，世界百年变局深入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此，佛教界应当积极推动不同宗教和文明交流互鉴，为社会稳定、人民幸福、世界和平作出应有贡献。

首先，要将爱国利民作为教义阐释的核心价值。着重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推动教界与学界将佛教教义中的价值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贯通性的阐释与传播，形成一批优秀成果并加以宣传推广，为做好教义阐释这篇大文章奠定思想和理论基础。

其次，要将弘扬法治作为教育信众的根本遵循。教育信众牢固树立“国法大于教规”的法治精神，倡导两世兼修，正确处理好公民与教民相统一的关系。

第三，要将公益慈善作为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佛教界要联合其他宗教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在物质上整合资源、服务社会，在精神上净化心灵、引人向善。通过主动引导和支持，推动宗教界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