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54岁的约翰·詹布鲁恩（John Zumbrun）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在上海登上了前往美国的客轮“太洋丸”号，在他随身携带的铁皮箱子里，装着他在北京的所有影像记录，包括开设照相馆期间拍摄的所有底片，还有相机和照片、幻灯片、明信片，以及出版的画册。在他北京生活的19年里，大部分日子是平淡无奇的。北京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清苦却平静。本组作品由腾讯图片和中国摄影出版社联合出品。

　　热气球下的360°北京，20世纪20年代，宽幅转机底片（扫描），9×25cm。詹布鲁恩，美国人，于清末民初来到中国。从1910年到1929年，詹布鲁恩拍摄了北京的角角落落，紫禁城、长城、天坛、明陵、西苑、颐和园、圆明园遗址、景山、黄寺、古观象台、国子监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了更大视角的拍摄北京城的全貌，他选择了宽幅转机进行拍摄。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他甚至搭乘热气球到空中去俯拍。

　　更多精彩：

　　    居高临下拍照的体验 

　　    图解：测一测你“情绪中暑”了没？ 

　　　  图解：“山寨社团”重出江湖！你中招了没？ 

　　太和殿广场，20世纪10年代，宽幅转机底片（扫描），9.5×29.8cm。詹布鲁恩从刚来北京时的好奇式街头随拍，到后来的对建筑古迹、民俗小吃等行业的专业性拍照，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北京城及其郊区的大量珍贵照片，其中许多照片甚至是目前已知的这些建筑的唯一影像。这是詹布鲁恩将相机架在太和殿广场后，用相机记录的已经是民国政府管控的太和殿广场。照片中，太和殿已经挂上了属于民国政府象征的五色旗，而广场上熙熙攘攘地走着一些前来参观的游客，以及不时走过的士兵列队。

　　改造前后的正阳门瓮城，20世纪10-20年代，宽幅转机底片（扫描），9.5×29.8cm。全景之“全”是詹布鲁恩的一个特色，不仅建筑景观拍摄的全、美感十足，而且拍摄了很多建筑变迁的全景图。民国成立伊始，因为正阳门周边火车站和商铺林立，瓮城的阻隔已严重影响了外城与内城的交通。时任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向袁世凯总统建议改造正阳门瓮城，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于1915年6月16日亲手拆去瓮城的第一砖，拉开了正阳门改造的历史帷幕。正阳门改造工程于当年12月完工，工程费为18.22万银元。詹布鲁恩用相机在几乎相同的角度记录了正阳门改造前后的照片。

　　由陟山门街东口拍摄的景山，20世纪10年代，底片（扫描），6×9cm。陟，登高之意。连接北海琼华岛东麓和岸边的桥叫陟山桥，桥东正对的北海东门叫陟山门，从北海东门通往景山西门的街道叫陟山门街。陟山门街不长，只有200多米。因为北海东门和景山西门并不在一条轴线上，陟山门街也拐了一道弯，呈曲尺形。街东口南面是大高玄殿，路北有一座大院子，是清代稽察内务府御史衙门的旧址。

　　王府井大街，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0×15cm。王府井大街南起东长安街，北止美术馆东街南端，全长1797米，元朝称“哈达门丁字街”。明永乐十八年（1420），在今王府井大街以东、帅府园胡同以北、金鱼胡同以南、校尉胡同以西建成了“十王邸（府）”，供“渐成长”而“未之国”但已封王的皇子、皇孙们居住，此街遂称“十王府街”。清乾隆年间，称“王府大街”。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推行警政”“整理地面”，对京师部分街巷名称重加厘定，改“王府大街”为“王府井大街”。照片由北向南拍摄，远处的建筑就是王府井教堂，俗称“东堂”。

　　宣武门瓮城，20世纪10年代，宽幅转机底片（扫描），9×25cm。宣武门瓮城。宣武门，元称顺承门。明永乐十七年（1419）、明正统四年（1439），增建门楼、箭楼与瓮城，改称宣武门。箭楼于1927年被民众拆除，仅存城台及瓮城闸楼券门，后于1930年拆除。1966年修建地铁时将门楼与城墙拆除，护城河被填平。

　　东便门通惠河码头，20世纪10年代，宽幅转机底片（扫描），9×25cm。照片为东便门通惠河漕运码头。画面中的城墙原址是已被八国联军在1900年用炮火炸毁的外城东北角楼残迹。照片中通惠河上的船是游船，当时这里是通惠河游船游览和摆渡的渡口，很多人从这里上船沿通惠河到京东游览。

　　东四牌楼，20世纪10年代，立体照片底片（扫描），6×12cm。詹布鲁恩不仅记录了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样貌，更反映了北京城从封建走向现代，从古老走向现代的变化。他的镜头覆盖了北京社会生活的婚丧嫁娶、宗教民俗和包括造纸、织布、采冰、送水、锯木头、拉洋车、编草鞋、磨粮食、钉马掌，以及小吃摊、风筝铺、运货驼队、剃头挑子、街边清道夫等行业和市井百态。

　　老北京店铺，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0×15cm。在一个摄影尚未普及，对镜头十分陌生的年代，詹布鲁恩总能让被摄者在镜头前处于自然放松的状态：面对镜头吞云吐雾的吸烟青年、大口吃着油条的可爱儿童、坐在驿站轻松喝茶的官差、在长城边叉腰遛鸟的遗老遗少……詹布鲁恩以其对中国生活和中国文化的了解，避免了被摄者与镜头的疏离感，朴实而不刻意。

　　街边茶摊，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7.75×9.95cm。北京人喝茶的历史悠久，根据不同的喝法，也就有不同的市场形式与之相适应。其中有一种喝法是最基本的，那就是满足解渴的需要。北京人出门在外，不管是出差，还是逛公园、逛商店，走得口干舌燥的时候，要是碰上卖大碗茶的，那就得猛灌一气。。从这张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茶摊前设柜台、后设大灶，中间放着一个高五六尺、直径三尺的红铜大搬壶，随到随喝。

　　钉马掌，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1.2×16.5cm。以前在老北京的大街小巷经常看到马，因为那时交通不发达，很多载物、搬运等事情还要靠马来完成。人穿鞋，时间长了要修鞋、钉鞋后跟。马也一样，走的时间长了，马掌磨损得厉害，也得修理，所以那时候的北京有很多钉马掌的小铺子。给马钉上铁制的马蹄铁，好像给马穿上了“鞋”。

　　拉洋车，20世纪2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8×15cm。北京街头最早出现人力车是在1886年，起初就叫“东洋车”，因为也有“洋”字，后来老百姓就把它并入了“洋火”“洋油”“洋炉子”系列，简省后叫成“洋车”了。老北京拉洋车，有拉白天的、拉晚儿的、拉包月的、拉牌儿车的，反映了当时不同阶层的需求。照片中的场景是东交民巷内拉洋车的情景，这里住的大多是西方人或是和西方人打交道的中产阶级中国人，他们出门都是靠洋车，所以东交民巷是洋车比较集中的区域。

　　清道夫，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2.3×17.2cm。老北京有一种职业—“清道夫”，其主要工作不是打扫街道，而是往路上洒水。因为路是土路，土是扫不完的，只能泼水以求尘土不要飞起来。明清皇帝出巡，北京的地方官和老百姓要“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其实并非仅仅出于敬意，也有着非常现实的必要。清道夫两人一组，工具是一只两人合力才抬得动的木桶和一把藤条长把大木勺。泼水也讲技巧，既要泼得远，更要泼得匀。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北京的小街小巷渐渐铺上了柏油或水泥，“净水泼街”的行为也成了历史的记忆。

　　送水人，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2.1×17.1cm。北京城内大多数水井是苦水井，甜水井很少。这些甜水井大都归个人所有，雇人给附近各家送水，也成为这些拥有水井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老北京送水人俗称“水三儿”。送水人推的是一种有两只水篓的独轮车。送水人的活儿非常辛苦，收入也很微薄。解放后逐渐普及了自来水，需要送水的人家越来越少了，送水这个行业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街边剃头，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0×15cm。剃头这行是清朝入关以后兴起来的。清朝以前，汉人一直是拢发包巾，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剃头这个行业很讲究，老北京的剃头匠必须会16种技能，即梳、编、剃、刮、捏、拿、捶、按、掏、剪、剔、染、接、活、舒、补，统称为“整容行的文武不挡”。老北京有句歇后语“剃头挑子—一头儿热”，是因为挑子的一头是专为客人热水洗头的地方，上边是一铜盆，行话叫“海”，下盆架为放热水的小火炉，平时剃头匠挑起摊子走街串巷，永远一头是热乎的。

　　年货店，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8.4×14.2cm。北京，贵为都城，素来商业繁荣。民国时期同样如此。临近春节，各家各户都在为这一年一次的大节日忙活着，北京年货店“庆泰隆”也没闲着，包装一新的烟花炮仗整齐有序地摆在门口最显眼的地方，刚做好的桂花元宵甜蜜喜庆，等着过往的顾客前来光临。

　　取冰，20世纪2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8.3×14.2cm。《燕京岁时记》讲：“冬至三九则冰坚，于夜内凿之，声如錾石，日打冰，三九以后，冰虽坚不能用矣。参加运冰的人大多是村里的强壮劳力，男性居多。大家在家里先把自己武装好，到冰场后，把“脚爪子”绑在脚下，排队等着运冰。拉冰可是个需要力气又要会使巧劲儿的累活儿。村民中有句口诀，拉冰要“哈腰、跺脚、晃身子”，按照口诀拉冰才省力。

　　旗人妇女，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5×8cm。满族旗人妇女，头戴旗头，身穿旗袍，没有裹脚。小脚，又名“三寸金莲”，特指缠足女子的脚，因其“小”而得名。通常缠足女子的脚在3寸左右，缠足始于南唐，后传于民间，且越演越烈。清代，统治者起初极力反对汉人缠足，一再下令禁止女子缠足，但此时缠足之风已成习俗，到康熙七年（1668）只好罢禁，但满族女子是不缠足的。清末，在西方传教士和改良派人士的推动下，虽然慈禧太后于1902年颁布了劝诫缠足的上谕，但流传千年的习俗并不能瞬间改变。

　　吃油条的儿童，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5×10cm。这两个孩子虽然对詹布鲁恩的镜头充满了好奇，但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油条。也许对当时萧条、贫瘠的北京来说，两根油条已经是孩子们珍贵的美食了。

　　玩鹰，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7.2×12.5cm。以鹰为戏历代都有，到了清朝尤为盛行，上至宫廷贵族，下至百姓玩家对玩鹰均是喜爱有加，这与满族人和蒙古人尚武涉猎的习俗是分不开的。清廷内务府设有鹰鹞处，专门负责收缴、驯养鹰鹞，一方面供皇帝行围射猎时使用，一方面用鹰捉雉鸡供祭祀或御膳用。

　　街头卖艺，20世纪2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3.6×8.4cm。走街串巷的盲人，靠吹笛子与弹弦儿为生。

　　卖干果的少年，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0.6×8.1cm。

　　遛鸟，20世纪2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3.5×8.4cm。养鸟可以说是老北京人的一大爱好，而鸟笼对于爱鸟之人来说更是掌中之宝，可谓讲究至极。不仅是笼子本身的材料、笼子上的挂钩、鸟儿喝水的瓷碗儿，就连鸟笼里边的一根横杠，行话称为栖木，都是京城玩主们互相把玩的物件儿。可以说，小小一只鸟笼可以体现出人的身份与玩儿的层次。

　　玉泉山下猎户，20世纪10年代，底片（扫描），13.5×8.5cm。站在玉泉山山腰扛火铳的青年。

　　白云观道士，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2.3×8.6cm。北京城里白云观的道士，身着百衲衣，头戴混元巾，手持拂尘，笑容憨态可掬。

　　吸旱烟，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0.3×7.7cm。“冬天一口烟，赛过活神仙”，粗布棉衣虽难抵挡北京的严寒，但一锅青烟叶，却能一扫冬日的寒冷。一口烟下去，昨日的辛劳、今日的贫苦、明日的烦恼，均化作青烟徐徐弥散开来，温暖与幸福在身体中也荡漾开来。

　　女学生，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4.2×8.4cm。民国的学生装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尤为明显，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完美结合体。左边学生短袄长裙、白袜皮鞋是中西混合装的典型搭配。右边的那身改良式旗袍则由长及足面缩短至小腿，由直筒式改为收腰式，领子仍保留高领。这种旗袍剪裁简单，旗袍的形象和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十分契合。

　　与众人一起把玩相机的溥仪，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4×9cm。在北京开设照相馆的19年中，詹布鲁恩同北京各方政治势力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他的镜头中除了袁世凯外，还有陆征祥、张勋、曹汝霖等人，甚至还有溥仪及其洋师傅庄士敦的少量影像。从某种意义上说，詹布鲁恩拍摄的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构成了一部民国北洋政府的影像史。其中溥仪在御花园与友人一同把玩相机的照片，无疑已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幅名作。

　　城墙下的驼队，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9.7×15.7cm。手握相机的詹布鲁恩与北京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他通过镜头发现了北京城市变迁中的特殊性和亮点，并通过传播与分享北京的形象来确定摄影家的身份与角色。作为一名记录者和感受者，正是他对于中国的发展、北京的变化感同身受，才让他呈现出如此美妙的民国民俗图景，使100多年后的人们可以穿越回过去，去感受百年前的京城温度，并与百年前的人们进行对话与交流。

　　“北京美国照相公司的所有者约翰·詹布鲁恩先生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将要回到美国，这实为其在京津地区顾客的一大遗憾。詹布鲁恩先生在京开设照相馆19年，其作品蜚声海内外，他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期间发生在北京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也曾因1917年在城墙上拍摄张勋复辟而受到重伤。”这是在詹布鲁恩离开中国时报纸对他的评价。一位开设照相馆的摄影师，俨然成了历史的记录者。2015年，在詹布鲁恩一家离开中国86年后，当年他带走的那只铁皮箱子再次回到中国。尘封的底片袋被打开了，反银的相片诉说着它承载的历史，这些影像中记录的历史事件让人如同身临其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