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七夕佳节，多少情人相约今朝共度，玫瑰花、巧克力、葡萄酒………诸多浪漫呈现，可是遥想抗战年代的情侣们在烽烟战火下，又是怎样的一番情形，有多少英雄情侣们携手走过了风风雨雨，今天小编盘点一下那个年代的“五大情缘”。
一、毛泽东和贺子珍的“井冈情缘”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永新塑像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令世人瞩目的红色婚姻之一。
贺子珍和毛泽东初次见面是在1927年10月。当时，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部队进驻茅坪时，威震湘赣边界的“山大王”袁文才领着包括贺子珍在内的农民自卫军一班头领前来迎接。当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贺子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身材匀称、秀美清丽、热情活泼、落落大方的年轻姑娘。
对于毛泽东，贺子珍早有耳闻，她读过他主编的《湘江评论》、《政治周报》和不少文章，对他在湖南领导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更是敬仰不已。同毛泽东握过手后，她也在一旁细细端详着毛泽东。毛泽东身材颀长，身着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服，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识别带，一头乌黑的长发自中间往两边分开，面颊带着一些清癯和疲惫，但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眉宇间洋溢着一股勃发的英气。由于长途行军，脚疾发作，走起路来略显不便。初次见面，毛泽东和贺子珍彼此都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很快发现，贺子珍善于鼓动人心，发动群众的能力很强，还写得一手娟秀端正的好字。工作时风风火火，泼辣干练；闲暇时谈吐优雅，温柔贤淑。这种刚柔相济的女性气质，无疑是毛泽东所看重和喜欢的。
相处久了，贺子珍也逐步了解毛泽东的抱负和性情，渐渐被他广博的知识、深邃的眼光、超凡的胆略和刚毅的性格所吸引。她还以女性特有的敏锐，隐隐感觉到毛泽东喜欢上她了。有一次，毛泽东外出前，特地来叩她的门，告诉她说，我要出发了。贺子珍当时还云里雾里的，心想，你要出发了，来告诉我做什么。后来，毛泽东每次临走都来敲敲她的窗，贺子珍这才知道他对自己有心了。1928年2月下旬，为了整理宁冈、永新两县所作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携贺子珍来到茅坪东去约7里的一座明代古庵——象山庵。他们一个整理，一个誊写，忙乎了好几天，整理出了一本足有一寸厚毛边纸的调查报告，这就是毛泽东平生最为珍惜、称之为“比丢掉任何东西都痛心”的《井冈山调查》。
在象山庵整理文稿的日子里，这对相互倾慕的青年男女朝夕相处。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毫无拘束地交流，谈革命，谈斗争，也谈身世，谈家庭。他们有时一起到田地里捉泥鳅，有时一起到山上捡松菇采野蕨，一起烧菜做饭。生活过得既紧张又温馨。心与心的撞击与交融，使他们之间的情感从同志式的友谊渐渐转向了纯洁的爱恋之情。正是在象山庵的白果树下，毛泽东以凝重的心情对贺子珍讲起了杨开慧和他的几个孩子，讲起了对她们的思念和牵挂。贺子珍的心被他的至真至诚重重地撞击着，一种激动和怜爱的情愫油然而生。多年以后，贺子珍曾这样说道：“那时候，他并没有骗我，把杨开慧及几个孩子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尽管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情感日渐升温，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阻碍着这种情感的发展。且不说两人在年龄和党内地位上相差悬殊，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感情甚笃，而贺子珍虽未婚配，但也有了自己的心上人。这个人叫欧阳洛，是江西地区的中共早期党员、永新县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也是贺子珍的入党介绍人，后来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0年被捕牺牲。当然，那时他们天各一方，失去联系，贺子珍并未对他表露过。
毛泽东和贺子珍最终得以结合，与袁文才和王佐的极力促成分不开。
自从毛泽东率部进驻茅坪以来，一向疑心、戒心很重的王佐，不相信工农革命军能长久地呆在井冈山，一直对毛泽东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在随后几个月的工作中，袁、王二人发现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中央才”，很想将他长久地留在井冈山，就商量出一个联姻的妙法。他们认为，贺子珍是袁文才的义妹，不仅人可靠，而且品貌俱佳，要是毛泽东娶了她，就成了井冈山的女婿，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于是，他们联手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桩婚事。英明睿智的毛泽东，深知团结袁、王对开展边界武装割剧的重要性。上山伊始，他就采取了旨在取得袁、王信任的各项措施。当袁、王向他联手保媒时，他立即觉察到，如果拒绝这桩婚事，对袁、王是一个刺激，他们将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坚持长期斗争的方略产生怀疑。经过再三权衡，加上他和贺子珍也已相互钟情，毛泽东同意了这桩婚事。
一切水到渠成。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在袁文才的张罗下，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象山庵举行了婚礼。当时，毛泽东35岁，贺子珍19岁。婚礼很简单，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袁文才为婚宴弄了几道好菜，带来两壶老冬酒和一些花生、糖果之类的点心，朱德、陈毅、宛希先、龙超清等一起热闹一下，就算是喝了喜酒。
毛泽东与贺子珍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井冈山的岁月是艰苦的，但却是他们一生中最浪漫的时刻。贺子珍晚年曾这样说道：“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富有的。毛泽东博览群书。夜深人静，他写累了，就给我讲他读过的故事，讲他的诗文。他的话，把我带入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常常是一个讲着，一个听着，不知不觉迎来新的一天。”
从1927年10月相识相知、1928年相恋结合，到1937年贺子珍远走苏联治病、夫妻“从此诀别”。他们的婚姻生活历经十年之久。这十年，恰恰是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十年。贺子珍与毛泽东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面对政治上和人生中的风风雨雨。由于个性方面和种种难以言说的原因，这对患难夫妻没有携手走到人生的终点，但在分开的日子里，他们都彼此萦系于心，难以忘怀。
二、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世纪情缘”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合影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顶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一年后，周恩来作为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巴黎，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但仍没有往那一方面想。“大姐说，‘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所以后来恩来跟我提出时，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邓颖超后来告诉赵炜，结婚时，周恩来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得知此事后，大家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她和周恩来就请了两桌，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张治中要邓颖超介绍恋爱经过，“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
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有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大姐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赵炜回忆，邓颖超后来也告诉她，周恩来追求她的举动“连我自己都有些纳闷”，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有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与周总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休戚与共、相亲相爱，两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忠贞不渝的爱情至今仍传为佳话。
三、史良与陆殿栋的“姐弟情缘”
史良与陆殿栋合影
史良，1900年3月27日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九·一八事变后，发起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担任理事;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因参加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为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她是中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家，
抗战初，史良与大才子罗隆基有过恋情，但后来罗移情别恋，于是两人关系告终。在营救政治犯之中，史良遇到了陆殿栋。
陆殿栋是江苏吴江人，留学美国哈佛深造法律，主修国际法。他治学严谨，仅读书卡片就积累万余张。陆氏在法租界巡捕房任翻译时，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
他们俩在工作上一个通气报信，提供抓捕政治犯的消息，一个预先通知这些人尽快撤离，或在法庭上为政治犯辩护。在生活中，他们在和平饭店吃西餐，在大光明看电影，一个西服革履，一个裙角飞扬，于是情投意合。
国民党画影图形，悬赏五万大洋抓捕史良时，史良躲到了陆殿栋的家中，后来在他的陪同下，去警方“自首”。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的五月十日开始，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四处抓捕史良，到五月二十七日的半个月中，史良东躲西藏，亏得陆殿栋力劝她没有去警察换回被抓的亲戚，才幸免一难。
在史良的心中，这个比她小七岁的小陆，才是她的真爱。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北戴河畔风高浪急。史良与几位苏联专家同坐在船中，洋专家要求与这位世所闻名的部长女士合个影。史良婉言拒绝并说:“不行。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史良和宋氏姐妹私交甚好。史良给宋庆龄送过咸菜、泡菜，买过花布和蛋糕。宋庆龄刚出版个人选集就书赠史良，并在扉页上写“送给史大姐陆同志纪念”。宋美龄也很欣赏史良，极力与之交往。在一次宴席上，蒋介石问她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难道国民党就不抗日，史良笑而不答。她的心中是不认同蒋介石的那个党。
一九七六年一月，在民主党派悼念周恩来逝世的追思会上，作为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和全国政协委员，陆殿栋难以抑制住对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悲伤之情，他喊着“总理不能走，总理不能走……”突然脑溢血发病了。陆殿栋被送往北京医院，当晚就去世了。这件事，对于史良更是天大的打击。
她的小陆去了，她的生活也垮塌了。她吃的药都是陆殿栋准备好的，家里的事务甚至存折，都是陆殿栋料理的。存折找不到了，生活一团糟。晚年的史良常沉浸在思念陆殿栋的氛围中，每天默默地坐在他的遗像前，黑纱不离身，参加国务活动时也是如此。
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身后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
四、何香凝和廖仲恺的“天足情缘”
何香凝和廖仲恺全家合影
何香凝和廖仲恺素不相识，天涯海角，毫无关系，更没有经过自由恋爱，所以他们的结合基本上是旧式的婚姻。香港富商之女，匹配旅美华侨之子，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先通过媒妁之言而订婚，然后迎娶，一切都按照古老的传统习俗进行。但是，在这对以旧式婚姻结合的夫妇中，却存在一些新的因素——他们二人的结合，是所谓“天足缘”。
廖仲恺的父亲由于亲身经历旅美华侨所遭受的种种歧视，深知小脚女人是中国的一种耻辱，加上他又是客家人，所以曾留下遗嘱：儿子必须讨个大脚妇女作媳妇。可是，在19世纪末年，中国的妇女几乎都裹着小脚，社会上见不到多少大脚妇女，尤其是上层社会里，更难找不缠足的大家闺秀。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正为女儿脚大难找婆家而忧心忡忡的何家，恰碰上廖仲恺要遵照父亲的遗嘱选择配偶，何香凝的“天足”正符合要求，可谓天作之合。
他们二人都处身于19世纪末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时代。何香凝对英帝国主义统治的凶残和祖国的孱弱，通过亲友的讲述逐渐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廖仲恺的童年，是在美国排华风潮甚为严重的环境里度过的，侨居国外的中国人备受欺凌、不时遭到排华风潮的祸害，以及许多华工华侨遭受迫害的惨事，早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了浓厚的阴影。这一切，使他从小就萌发了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祖国前途的关心，从而为他后来投身于反清革命和发展为革命家，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当时的维新思想，也对他们二人产生了共同影响。19世纪末年，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之时，以“学外国”为中心的维新思潮，正在发展为维新运动，人人都在追求新学。廖仲恺在勤奋攻读英语等功课的同时，又阅读富国强兵的新学书籍。何香凝少年时就富有反抗封建束缚的顽强精神，她爱好读书，厌弃家庭中不主张女孩子读书的封建旧习俗，冲破重重阻力，争取读书识字，并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的妇女解放等新知识。
他们二人结合后，使“自少生活优裕，社会接触少”的何香凝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当她怀着一颗似忧似喜的心情走进这个陌生的新家时，最初有些惴惴不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她逐渐认识到这个行将和自己终身相依的丈夫是一个心地善良、诚挚忠厚的青年，有着耿直而深沉的性格和强烈的进取心，钻研起学问来有时会废寝忘食，而且又肯积极帮助自己学习。所以，何香凝很快就抛掉新婚之初曾因廖仲恺身材不高而颇感不乐的情绪，转为非常欣慰。她热爱他、尊敬他、体贴他，把繁重的家务劳动都担在自己肩上，用全部精力专心照料丈夫生活，让好学的廖仲恺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夫妇二人都羡慕太平天国的革命人物，又都喜爱画画和学习诗词，志趣相同、情投意合，堪称一对美满的伴侣。何香凝深深感到这是莫大的幸福，满怀喜悦地庆幸这难得的命运安排。
她与廖仲恺结婚后感情甚笃，对丈夫的衣食照顾得无微不至。然而，廖仲恺要上前线，她没有小女子的凄婉，慷慨写诗勉励：“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陈炯明叛变，廖仲恺被叛军上镣囚入黑牢时，她拼命闯去探监并为之送饭换衣。1925年，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口遭右派刺杀时，何香凝就在身边，丈夫的鲜血洒满了她的衣衫。她强忍悲痛，把思念深埋心中，继承廖仲恺未竟的事业，不曾有丝毫的动摇和妥协。
五、蔡畅和李富春的“海外情缘”
蔡畅和李富春合影
蔡畅，原名蔡咸熙（蔡和森的妹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晚清名臣曾国藩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 李富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两人是同年同月出生的革命伴侣。
一次留法学生的聚会中，年轻的李富春邂逅了手捧着传单的蔡畅，两个目光相接的一刹那，他就被蔡畅青春焕发的神采迷住了。他追了上去，送她回家，一路谈学习，谈生活，谈革命，还谈到了新民学会，十分投机……蔡畅的母亲葛建豪非常喜欢这个质朴活泼的湖南小伙子，热情地招待他吃家乡的辣子拌面。
在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门前，蔡和森与周恩来、向警予带邻着勤工俭学的留学生示威请愿，向北洋政府追讨留法学生的生活维持费。卑鄙的陈公使却召来法国巡警镇压学生。混乱中，李富春为救蔡畅，被巡警打倒在地，鲜血染红了他的《共产党宣言》……
蔡畅为李富春的真情所感动，他们相爱了。为自由独立，为永远并肩战斗，他们击掌结为“同盟”。随后不久，又在好友邓小平的祝福下，两人成婚，永远相伴在一起。
蔡畅怀孕了。为投身革命，性格倔强的她宁愿放弃做母亲的权力。她不是不想要孩子，而是害怕他们的事业会造成孩子的不幸。在母亲和李富春的劝阻下，孩子终于还是生下来了，取名李特特。但是蔡畅却毅然做了绝育手术，以表示自己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决心。为了寻找救国真理，蔡畅和李富春忍痛离开了还在襁褓中的女儿，远赴苏联学习。
若干年过去了，学成归来的蔡畅与李富春，在风雨如磐的香江之畔，与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连六岁的女儿也参加了与叛徒斗争的行列。为了保护地下组织的安全，一家人随时都准备着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而东北成为重要的战场之一。李富春作为东北战场战勤总指挥，负责调派军用物资，掌握着这场战役胜利的关键。在战役的关键时刻，一向待人温和的李富春竟当众命令枪毙一名被腐化的高级军官。
蔡畅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布达佩斯“世界妇女代表大会”，途经东北，燃料用尽告急。李富春及时送出燃料，保障了代表团的急用。两人身处异地，却在电话里互相鼓励，祝福对方，表达着真挚的情感。在布达佩斯世界妇女大会上，蔡畅作为新中国妇女领袖，在全世界第一次亮相。她慷慨激昂地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即将诞生啦！
辽沈战役胜利了，蔡畅从布达佩斯归来与李富春相逢，到处是庆祝胜利的景象，指挥所内红旗飘扬，两人在全军的欢呼声中拥抱在一起。
建国后，李富春到莫斯科主持中苏经济协作的谈判工作。在新中国与前苏联签署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的协定》中，李富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当时面临经济危机的新中国打了一剂强心针。这一功绩奠定了李富春在管理新中国经济的第一代领导人位置。
1967年，北京动荡不安。李富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蔡畅沉重地凝望着丈夫，久久没有说话，他们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什么国家会变成这样？这问题一直在与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信念斗争着，煎熬着他们的的身心。他们唯一的支柱就是相伴在一起，共同度过这艰难的历史考验。
1975年初，李富春积劳成疾，病危住院。蔡畅探视时，因自己感冒，怕感染丈夫，在特护病房外与李富春交谈。无情的玻璃窗门将有情人分隔在两边，使两人只能隔着玻璃倾诉。他们用纸和笔相互传达国家的希望和夫妻的爱意。53年相濡以沫的艰难生活，那伴随着忠诚信仰的坚贞爱情，就此诀别……（资料、图片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