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物，或是记录了许多感人的历史故事，又或是与传奇和辉煌紧紧相连。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军网邀你一起探寻长征文物，了解部分珍贵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再次共同感受红军长征的伟大与神圣。

　　中革军委之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印章直径９．５厘米，银质，印面中心为地球上镶嵌着镰刀和锤子的图案，地球周围有１颗五角星和打着结的麦穗环绕。在外圈，上半圆刻着直径为０．５厘米的小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半圆刻着直径为１厘米的大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间有两颗五角星间隔。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领导机构宣告成立，红军最高权力机关的象征———中革军委之印也随之产生并生效。在长征途中，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负责保管印章的中革军委总司令部作战局的同志们始终把印章放在自己胸口，用生命护卫着它。

　　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中革军委之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１９５９年，中革军委之印被有关部门转交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谢扶民的《长征什记》

　　长征途中，受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所限，许多珍贵的公文档案都散失了，个人文档能够保存下来的就更少了。这次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的《长征什记》，就是长征中存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个人文档之一。

　　《长征什记》是老红军谢扶民撰写的杂记，起止时间为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８日，记录了作者在长征前及长征中的学习、战斗情况。全册共有１３篇，依次是：红军大学政治一科；高虎脑战斗记；翻过甲（夹）金山；我们不能引狼入室、打败骑兵进苏区；到了新家；北渡乌江；经贵州苗山（后一日记）；娄山关之战；茅台酒、渡过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懋功一宿；水绿花感想；草地行军六天的缩影、小小腊子口；直罗镇战斗记。

　　这本《长征什记》册宽２０厘米，高１５.５厘米，册子边缘已卷曲，部分字迹也已褪色。尽管《长征什记》中文章在内容上并不连贯，在日期、地点等方面也有不够准确之处，但它对记录红军长征这段历史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１９６１年２月８日，谢扶民将《长征什记》送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经专家鉴定，《长征什记》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邓萍烈士的遗物

　　长征中牺牲的红军最高级别将领红３军团参谋长邓萍烈士留下的遗物十分简单。展柜里，一块垫板托着一组物品：衣扣、皮带扣、毛衣碎片、鞋底等。

　　邓萍，１９０８年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１９３０年，邓萍出任红３军团参谋长，兼任红５军军长。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邓萍协助红３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指挥部队担任右路前卫，掩护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实施转移。１９３５年，邓萍在指挥红３军团先头部队攻占遵义城的战斗中，不幸被敌人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２７岁。

　　邓萍是长征中牺牲的红军最高级别指挥员。战后，第１１团政委张爱萍怀着沉痛的心情，在鸭溪场挥笔写下挽诗一首：长夜沉沉何时旦？黄埔习武求经典。北伐讨贼冒弹雨，平江起义助烽焰。“围剿”粉碎苦运筹，长征转战肩重担。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

　　新中国成立后，邓萍烈士的遗骸被重新找到，并迁葬在青松覆盖、绿水环绕的凤凰山上。彭德怀亲自修订了邓萍的简历；张爱萍亲笔为邓萍烈士撰写了墓志铭；移墓时发现并保存下来的金属衣扣和裤扣、毛衣碎片、帆布跑鞋已磨平了的胶底等遗物，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作为永久的纪念。

　　“红色华佗”的洗眼杯和量杯

　　红军长征路上，有一位被大家称作“红色华佗”的妙手神医———傅连暲。他在长征中使用过的洗眼杯和量杯，静静地摆放在展厅一隅，成为他在红军官兵危难之时救死扶伤的历史见证。

　　傅连暲是中央红色医院和中央红色医务学校的创始人，原是一位基督教徒。1934年4月，中华苏维埃国家医院成立，傅连暲被任命为院长。1934年10月，在他的坚决要求下，组织批准他带病参加长征。

　　漫漫长征路上，傅连暲与其他医务人员一起，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为负伤的战友手术、包扎，缓解和祛除官兵们的病痛疾苦。洗眼杯和量杯就是他随身携带和使用的常用器具。

　　1938年9月，傅连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毛泽东和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亲自为他做入党证明人。傅连暲为红军、为我军的医疗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他走过艰难历程的医疗器具也成为革命胜利的重要“功臣”。

　　见证汉藏团结佳话的锦幛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一面红色的绸缎锦幛。锦幛长2.85米、宽0.64米，上面书写“兴盛番族”４个字，每字有０．４米见方。锦幛右端竖书“中甸归化寺存”，左下角竖书“贺龙”。这块锦幛是当年红军长征中由贺龙赠送给藏族中甸归化寺的，它凝结着红军官兵对藏族同胞的深情厚谊，也见证了汉藏团结的一段历史佳话。

　　中甸位于滇西北，是藏族同胞聚居地。当时城外有座归化寺，是云南最大的喇嘛寺，也是当地真正的统治中心，松本活佛及八大老僧常居于此。

　　１９３６年４月下旬，红二、六军团长征路经云南中甸。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了藏族僧俗群众的普遍好评。贺龙等还应邀拜访了归化寺，归化寺以寺院最高礼节迎接贺龙，破例举行了只有每年冬月庆祝丰收、祈祷吉祥如意时才举行的“跳神”仪式。贺龙将准备好的书有“兴盛番族”的锦幛和其他礼品赠给活佛，并发表了宣传党的政策和北上抗日主张的讲话。活佛等接过锦幛后表示坚决拥护红军，愿竭力为红军提供帮助。

　　随后，归化寺令当地商人和富户打开仓库，将青稞以及大量盐巴、红糖等物资卖给红军。在归化寺和藏民帮助下，红军２天内筹集了２０万斤粮食。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红二、六军团从中甸出发，在藏民的帮助下，连续翻越几座长年积雪的山峰，于７月２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珍贵的“伙食尾子”

　　在长征中，红军实行供给制，从最高首长到普通士兵，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只有５分钱（当时钱币）。即使钱这样少，但在参与伙食管理的同志的精打细算下，每到结算时，也都会有一些节余，红军官兵把这种节余叫作“伙食尾子”。这些钱在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后，一般也会按照从最高首长到普通士兵一律平等的原则平均分配给大家零用。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个展柜里，摆放着３块银元和１枚铜币。其中，3块银元是朱德、康克清夫妇当年在长征途中分3次领到的“伙食尾子”，上面刻有“苏维埃政府制造”字样和镰刀、斧头、红星标志的５分钱铜币，则是康克清在中央苏区瑞金分到的“伙食尾子”。

　　在长征的艰苦岁月里，朱德和康克清省吃俭用，一直没有舍得把这些钱花掉。新中国成立１０年后，他们把这笔一直珍藏在身边的“伙食尾子”捐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徐向前的“千里眼”

　　望远镜是指挥员行军布阵、指挥打仗不可缺少的工具。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内，摆放着一副徐向前在长征中使用过的6×30双筒军用望远镜。

　　这副望远镜是徐向前于1932年3月至5月指挥红四方面军取得苏家埠大捷后缴获的战利品，镜体为黄铜，表面饰皮革，制作精美，可用右目镜中的位分划进行简单的距离测量。徐向前十分喜欢，就将它留在了身边。长征途中，它一直是徐向前的“千里眼”，目睹了徐向前指挥千军万马血战疆场的历史场景。

　　1935年3月，为配合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作战，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在前沿阵地塔子山，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就是用这副望远镜观察对岸敌情，直接指挥了渡江作战。

　　1935年7月6日，徐向前率中路军从理县出发，沿黑水河北岸行进抵达维谷渡口时，三军团长彭德怀亲率一个团来接应。因为隔着河，水声又大，双方都听不清楚对方讲话。徐向前从望远镜中看到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估计是彭德怀，于是就写了张“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谢你们前来迎接！”的字条，绑上石头扔过河传递问候。第二天，徐向前坐在竹筐里从绳索上滑过河，和彭德怀相见。

　　新中国建立后，徐向前将它交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一件珍贵的雨布

　　在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用品，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和特殊的环境条件下，往往可以承载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的这件雨布，就是长征中红军官兵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同甘共苦的见证。

　　长征途中，红军战士汪立发双腿受重伤，无法独立行走，战友们便制作了简易担架，抬着他跟着大部队进入了草地。一天夜里，天空下起了大雨。为了保护汪立发，战友们找来几根木棍撑起被单，做成了挡雨的帐篷。尽管帐篷漏雨严重，但大家还是进入了梦乡。不知什么时候，汪立发感到有人在抚摸他的前额，醒来后认出是所在部队的后勤供给部部长。部长拿出自己的水壶，喂了他几口清水，询问了他的伤情，然后把披在身上的大雨布扯了下来，裹在他的身上，转身消失在雨中。

　　后来，在医护人员和战友们的精心照料下，汪立发的腿伤渐渐地好了起来，并成功走出了草地。当他准备把那件为他遮风挡雨的雨布还给部长时，却传来噩耗：那位部长还没有走出草地，就光荣牺牲了。

　　从此，这件雨布便成了汪立发永远的纪念。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这件珍贵的雨布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见证红军过草地的水壶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厅中，收藏着一只铁皮制成的水壶，外形像一个椭圆形贝壳，壶嘴已经脱落。虽然水壶的材料普通、工艺简陋，但它却陪伴着红军战士王加忠一起走过了茫茫的大草地，成为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生动的见证。

　　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无疑是一次极其悲壮的行军———仅营以上干部就壮烈牺牲了５０名。当时草地上水流滞缓，河道曲折，淤积成大片沼泽地。但草地上的水有毒，如果误饮毒水，轻者生病，重者则可能有致命的危险；如果伤口沾上毒水，就会大面积红肿溃烂。所以在过草地时，饮水就成为红军草地行军的一大难题。而王加忠携带的自制水壶却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天下雨时，他就用这个简陋的水壶接满雨水积存起来，可以用上几天。

　　随部队走出草地后，王加忠把这只救命的水壶珍藏起来。１９５９年，兰州军区将这只水壶列为珍贵的革命文物，后交到军事博物馆收藏。

　　一门有“传奇经历”的山炮

　　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最初携带和配备的一些重型武器装备已所剩无几。在军事博物馆展厅一角摆放着的这门编号为５８７的“七生五过山炮”，就是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惟一一门山炮。

　　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这门上海兵工厂在１９２７年制造的山炮属于当时比较常见的型号：炮架为双轮单脚式，木轮子，炮管短粗，口径７５毫米，炮身长１０５０毫米，初速为２８０米／秒（榴弹），最大射程为４３００米。１９３５年４月，红军成功全歼国民党第１７２旅鄂军纵队司令兼第５８师师长陈耀汉全部。此战，红军缴获２门山炮，５８７号山炮就是其中之一。为红军所用后，５８７号山炮曾在忠堡、板栗园等战斗中立下了重要战功。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红２、６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５８７号山炮也随之踏上了漫漫征途。

　　从突破乌江、转战乌蒙山、抢渡金沙江，到翻雪山、过草地……５８７号山炮始终与红军战士在一起。为了带着它，红军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硬是用鲜血和汗水把５８７号山炮抬到了陕北。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元帅常常忆起５８７号山炮。１９５９年，当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建的时候，贺龙亲自下令从军队中寻找到了这门有着传奇经历的山炮，并将之交给军事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