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还是一位大刀阔斧的改革家，宋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就是他首倡的，不仅如此，老范在戍边过程中，军事上也多有建树，最终使雄心勃勃的西夏人在边境上终无所作为，使宋夏恢复了和谈，危如卵翼的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为大宋子民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做出了突出贡献。后代的大儒在论及宋朝人物时，多以范仲淹为第一。
今人知道范仲淹，缘于他给后人留下的千古传诵的名篇《岳阳楼记》，以及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为一个北宋时期的官僚代表，能有这样深刻的忧国忧民思想，实在是难得，简直可以媲美国人今天挂在口头上的“为人民服务”了。即使是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其生前死后，也多遭人毁誉，有关范仲淹的这段公案出现在北宋梅尧臣所作的《碧云瑕》一书中。
范仲淹
文中的范仲淹与我们熟知的那个为政清廉，刚直不阿，体恤民情，力主改革的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判若两人，原文这样写 道：范仲淹喜欢结交群小，这些人为其摇旗呐喊，又善于笼络一些小有名气的人为其羽翼，故而声誉日隆，在其结党营私下，一步步走上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官拜参知政事(即宋朝宰相)。宋仁宗即位后，对于手下大臣非常熟悉，也知道范仲淹并没有多大本事，颇有些瞧不起他。为了考察范仲淹的能力，皇帝亲自给他下了一个套，私下里让其面赠治国方略，看看他究竟有无真才实学。范仲淹以策论进献皇帝，果然言之空洞，一无所长。皇帝御览之后，冷笑数声“不过老生常谈，官样文章而已”。于是下令范仲淹把中枢位置让出来，把他贬谪到河东任陕西宣抚使，此后多年不曾起用，其先后辗转邓、青、杭三州任地方官，范仲淹在地方任职期间，专事野游(古代驴友)，不务正业，其执政方略实在荒谬可笑。之所以落魄到如此地步，是因为他自认为做了国务院总理(执政)以后，皇帝讨厌他平日做派，所以不再招揽群小，笼络名士，没有了这些人的鼓噪呐喊和想办法出主意，其不学无术的丑恶行径得以完全暴露出来。
梅尧臣何许人也？竟然对范仲淹如此鄙薄，象这样触目惊心的攻讦之词竟然堂而皇之的流传于世上，且范文正公的后代们也不以为忤，要知道老范了得，他的儿子更不是孬种，老范的儿子范纯仁后来也做过当朝宰相。梅尧臣，字圣俞，人称宛陵先生，北宋著名诗人。与范仲淹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二人并没有同朝为官，梅尧臣一直做的是主簿、县令等低级官职，直到50岁时才被宋仁宗赐为同进士，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职三品，相当于现在的部委副部长)，并参与编撰《新唐书》，此人为人诚厚，为官清廉且亲民惠民，在地方任职期间很有政绩，其诗词创作亦具有极高声望。梅尧臣入值中央时，范仲淹已经因新政失败而被免职贬入基层任市长一级官员。按照梅尧臣人品与行事风格，似乎不该与范仲淹这位在朝在野都有极高声望的名臣发生龃龉，更有可能的是两人应该惺惺相惜才对。
相传二人之间发生过这么一件事，范仲淹曾担任北宋京城开封的知府，他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仅仅几个月，开封就“肃然称治”，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政绩。只要他不再得罪什么朝廷的大人物，本可凭此政绩逐渐获得进一步提升，然而他却生性耿直，不仅不会阿谀奉承，看到朝政上的过失不管是不是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他都要理直气壮的提出批评。
范仲淹发现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便根据自己的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佑三年(西元1036年)呈给宋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吕夷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仅如此，范仲淹还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的狡诈。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蛊惑君主将范仲淹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在岭南。饶州在鄱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此毫不介意，反而作诗道：“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不久，范仲淹的妻子李氏病死在饶州，他自己也得了重病。在附近做县令的友人梅尧臣，写了一首《啄木》诗和一首《灵乌赋》给他。梅尧臣在《啄木》诗中劝他不要象啄木鸟一样，啄了林中虫，却招来杀身之祸，面对贪官污吏不要过于耿直；《灵乌赋》中也是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劝范仲淹应学报喜之鸟，而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外，不要多事。
范仲淹立即也回写了一首同样题目的《灵乌赋》给梅尧臣，他在赋中斩钉截铁的写道，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他始终都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