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一
服药，也叫服食，俗称吃药。吃的什么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名贵散药。这种风气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位美男子何晏。鲁迅说他是“吃药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下引同此），一点都不夸张。《世说·言语》篇载：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14）
这一条在文化史上很有名，值得好好解读一番。
先说这种药为什么叫“五石散”？据孙思邈《千金翼方》记载，“五石散”主要是由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等五种矿石配制而成，美其名曰：“五石更生散”，或“五石护命散”。不过在我看来，什么“更生”啊、“护命”啊，都是说反话。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五石散”这种药至少也有七分毒！和众所周知的鸦片、大麻、白粉之类的毒品相似，“五石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毒品，从魏晋到隋唐，不知多少人被此药所毒杀！
既然有剧毒，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服食呢？问得好！但又几乎可以不必答。大家都知道海洛因有毒，可全世界还是有那么多人在服用；每盒香烟的包装纸都注明“吸烟有害健康”，可世界上还是有数量可观的烟民！一句话，牵涉到人类嗜好的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何况，就“五石散”而言，它还有一些附加的“功效”和“价值”，足以使追逐时尚的上层贵族趋之若鹜。
先说“功效”。何晏已经说了：“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由此可知，“五石散”虽然是一种毒药，但毕竟也还是药，治病的功能还是第一位的。治的什么病？我们先来看刘注引《魏略》的一段材料：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人，汉大将军进孙也。或云何苗孙也。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为中书，主选举，宿旧者多得济拔。为司马宣王所诛。”
在这则何晏的“个人简历”中，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尚主，又好色”这一句。那么，何晏的好色与服药有关系吗？当然有。晋皇甫谧《寒食散论》说：
“寒食药者……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引）
这里，比较明确地将服药与好色联系在了一起。余嘉锡先生也在《寒食散考》中说：
“夫因病服药，人之常情，士安（皇甫谧）之谓耽情声色，何也？盖晏非有他病，正坐酒色过度耳。故晏所服之五石更生散，医家以治五劳七伤。劳伤之病，虽不尽关于酒色，而酒色可以致劳伤。观张仲景所举七伤中有房室伤，可以见矣。”
所以，“五石散”这种药，具有滋阴壮阳、增强性欲的功效是无可怀疑了。故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开篇就说：
“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
苏轼《东坡志林》卷五也说：
“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
其实，“求长年”恐怕是痴人说梦，因为服食此药者没几个长寿的，致残或暴死的倒是不计其数。《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说得好：“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所以，“济其欲”的说法可能更可靠些。
二
第二个功效是什么呢？刘孝标注引秦丞相（当为祖）《寒食散论》说：
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
这个材料说明，寒食散之方出自汉代——据说就是名医张仲景的发明——而何晏是“首获神效”的服食者，特别是他的这句“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作为广告词实在太有煽动力了，于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
如果说，何晏说此药能治病，也许一般的公子哥儿未必注意，但他紧接又说“神明开朗”，这就很“吸引眼球”了。“神明开朗”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精神舒畅爽朗，一是容光焕发，风神美好。这就说到服食此药的第二个“功效”——美容。
魏晋时代是重视男性之美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个“好色”的时代，不管男色女色，那时都是受欢迎的。“五石散”这种药，既然能够济“好色”之欲，又能使人变得更有“美色”，那它的消费群体必定是迅速“飙升”的。“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云云，说的正是当时盛况。魏晋的许多美男帅哥如何晏、夏侯玄、嵇康、王恭等人，几乎都是服食的。
而且，我疑心服食这药会使人变得更白，只要看看五石散的“形象代言人”何晏就是一个“面至白”的美男，而后来的服食者也个个都是“玉树”“玉人”“玉山”，就可揣测到。故余嘉锡先生又说：
“晏虽自觉神明开朗，然药性酷热，服者辄发背解体，虽亦幸而仅免耳。管辂曰：‘何之视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鬼幽者为火所烧。’据其所言，晏之形状，乃与今之吸毒药者等，岂非精华竭于内，故憔悴形于外欤？”
由此可知，何晏的美貌也和后来的卫玠一样，是贫血而又病态的。
以上所谈是“五石散”的特殊功效。那么，其附加的“价值”又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一种名士的尊贵身份和风雅派头。由于五石散的配制工艺颇复杂高端，成本很高，价格因此也就十分昂贵。何晏贵为驸马，虽然在曹丕和曹叡统治下的前半生，政治上没有什么发展，但物质生活应该是相当优裕的，再名贵的药他也吃得起。加上曹爽执政后，何晏当了吏部尚书，在政坛、学界、名士圈中的声望和地位如日中天，他的好尚自然引起天下追捧。于是，服药成为一种显示身份和品位的象征。
其实“五石散”还有一个更知名的别称——寒食散。
为什么叫“寒食散”？孙思邈的解释是：
“凡是五石散，先名寒食散者，言此散宜寒食，冷水洗取寒，惟酒欲清，热饮之，不尔即百病生焉。服寒食散，但冷将息，即是解药热。”
还有一种解释说：
“凡诸寒食草石药，皆有热性，发动则令人热，便冷饮食，冷将息，故称寒食散。”（许孝崇《医心方》）
鲁迅的解释是：
“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
也就是说，这种药有剧毒，热力很大，所以吃的时候要冷服。
五色药石（资料图）
三
服食“五石散”以后，还要多外出散步或运动，以便促进药力散发，称为“散动”或“行散”。“行散”也叫“行药”。如晋人皇甫谧云：
“服药后宜烦劳。若羸着床，不能行者，扶起行之，亦谓之行药。”（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引）
可见吃完药人不能静坐不动，必须让身体“烦劳”。
《世说》中也记有名士“行散”的例子，且看关于王恭的两个故事：
王孝伯（王恭）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王爽）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文学》101）
王恭始与王建武（王忱）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至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赏誉》153）
这两个记载中，美男子王恭服药之后，出门“行散”，一次是和弟弟王爽谈论《古诗》“何句为最”，话题甚高雅；一次是对早已结成冤家的族叔王大（王忱小字）赞不绝口，心情颇舒畅；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人身上，足以证明何晏所谓“神明开朗”之说不虚。
除了吃冷食、行散，服药后的“将息”（调理）之道还包括洗冷水澡、喝热酒等。但是“将息”并不容易，如果将息不当，后果也很可怕，轻者致残，重者丧命！如西晋名士裴秀就是因为“服寒食散，当饮热酒而饮冷酒”，竟然四十八岁便一命呜呼！（《晋书·裴秀传》）
四
任何药久服之后难免会有“并发症”或“后遗症”，“五石散”亦不例外。不过，世界上恐怕没有一种毒药的后遗症，会像“五石散”那样充满文化气息和人格魅力。
先说“生理并发症”。《规箴》23载：
殷觊病困，看人政见半面。殷荆州兴晋阳之甲，往与觊别，涕零，属以消息所患。觊答曰：“我病自当差，正忧汝患耳！”
还是那位借“行散”之名离职而去的殷觊，此人想必是五石散的“老用户”，这里说他“病困，看人政见半面”——看人只能看见半边脸，其实就是服散后的“并发症”。余嘉锡先生说：
“此即皇甫谧所谓服药失节度，则目瞑无所见。《医心方》卷二十引《释慧义》云：‘散发后热气冲目，漠漠无所见。’”（《寒食散考》）
又说：
“殷觊之病困，正坐因小病而误服寒食散至热之药，又违失节度，饮食起居，未能如法，以致诸病发动，至于困剧耳。凡散发之病，巢氏所引皇甫谧语列举诸症，多至五十余条。今虽不知觊病为何等，而其看人政见半面，明系热气冲肝，上奔两眼，晕眩之极，遂尔瞑瞑漠漠，目光欲散，视瞻无准，精候不与人相当也。散发至此，病已沈重。甚者用冷水百余石不解。晋司空裴秀即以此死。觊既病困，益以忧惧，固宜其死耳。”（《世说新语笺疏》）
鲁迅先生也说：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
可见，这种毒品的危害实在比它的功效更大！难怪孙思邈要说：
“五石散大猛毒。宁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为含生之害。”（《备急千金要方》）
再看又有哪些“文化后遗症”。表现在服饰上，就是喜欢穿宽大舒适的衣服，所谓“宽衣博带”。为什么呢？鲁迅分析说：
“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不仅如此，甚至人们也不喜欢穿新衣或者章服，而喜欢穿旧衣服。如《贤媛》篇的一个故事说：
桓车骑（桓冲）不好著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催使持去。妇更持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贤媛》24）
桓冲爱穿旧衣大概也与服药有关。鲁迅继续说：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
虱子成为雅物，这在《世说》中也有好例：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雅量》22）
顾和因为“觅虱”“搏虱”时波澜不惊的神态，竟然赢得周伯仁的好感，马上向王导夸奖不已。虱子在魏晋名士身上，真是“身价倍增”了！连大帅哥嵇康身上也是养虱子的，他说自己“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做了官就“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所以拒绝山涛的举荐（《与山巨源绝交书》）。
此外，魏晋名士爱穿高高的木屐，也和服药有关。鲁迅不无同情地说：
“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至于魏晋名士性情上忿狷易怒，个性鲜明，如王羲之、王述等，以及居丧期间不遵礼节，狂饮大嚼，如阮籍、谢尚，按鲁迅的说法，也是和吃药有关的。我们再把“王蓝田食鸡子”的故事拿来作例子：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忿狷》2）
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我们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名士做派，没有这股我们现在看来很怪异的风气，所谓“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岂不要损失大半？就服药而言，还真应了一句老话了——无“毒”不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