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历史脸谱：晚清民国风云人物》，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历史上屡有“四公子”之称。早在战国时，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魏之信陵君，便被呼为“四公子”。汉朝的贾谊在《过秦论》中称“四公子”是“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可见“四公子”是一时俊彦的美称。
明末也有“四公子”，即冒襄（辟疆）、陈贞慧（定生）、侯方域（朝宗）、方以智（密之），皆为复社中人，以诗文飘逸、风流倜傥而名冠天下。在孔尚任《桃花扇》中对这“四公子”皆有生动的记叙，可见名声之盛。尤其冒襄、侯方域分别与江南名妓董小宛、李香君的爱情缠绵悱恻，更为后人津津乐道。
清末和民初也各有“四公子”，其声名亦曾显赫一时。清末四公子一般指谭嗣同、陈三立、徐仁铸和陶拙存（一种说法认为不是徐仁铸而是沈雁谭，见《梁实秋怀人丛录》）。《一士类稿》则认为是谭嗣同、陈三立、陶拙存及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书中还记录了另一种说法，认为四公子中陶拙存应为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不过谭嗣同、陈三立、徐仁铸三人是无异议的。
谭嗣同、陈三立、徐仁铸、陶拙存四人在当时都是钟鼎玉食、肥马轻裘的官宦子弟，如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为湖北巡抚，陈三立之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徐仁铸之父徐致靖为户部侍郎，陶拙存之父陶模为两广总督。而这四公子谭嗣同也几乎是大清朝的“臣子”，如谭嗣同是江苏候补知府、四品衔军机章京，陈三立是吏部主事，徐仁铸是湖南学政使。但他们都无意于功名利禄，而醉心于维新变法。这四公子在当时与康有为、梁启超相呼应，锐意变法图强，很为时人所瞩目。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决心以血激励后人，在北京菜市口刑场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含恨赴死。陈三立、徐仁铸皆以“招引奸邪”之罪被褫夺官职。他们的父辈陈宝箴、徐致靖也受到牵连，以保荐康、梁“奸党”之罪，陈被摘去顶戴花翎“永不复用”（他最终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前被慈禧太后密令自尽），徐被慈禧太后下旨押入天牢“永远监禁”。后因义和团之变，犯人都作鸟兽散，狱卒于是劝徐回家，他竟不肯自行逃走。慈禧太后回京后听说此事后认为他老实，才得以放他出狱。民国以后，徐仁铸的叔伯兄弟徐凌霄、徐一士在报纸上连载《凌霄一士随笔》，专谈清末掌故，对他们的这位“仁兄”每有唏嘘之笔。老一代的著名报人徐铸成先生，也是他们的同族，前些年在香港出版《旧闻杂忆》，亦谈及徐仁铸及四公子的逸闻。
四公子中以诗文称誉者为陈三立，他是清末诗文宗伯和“同光体”的领袖人物，是当时有名的“海内三陈”之一。后来清廷开复他的原职，他却拒辞不受。晚年在北京时，他曾拒绝伪满洲国和北平日伪统治者的拉拢，拒不下水，以85 岁高龄绝食而死，其爱国气节极为时人所钦佩。他的两个儿子陈师曾（衡恪）、陈寅恪，一为大画家，一为国学大师，也是极有名气的。《辞海》中陈宝箴、陈三立、陈师曾（衡恪）、陈寅恪一家三代同时入传，足见陈家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清末四公子入传《辞海》者，除陈三立外，还有谭嗣同与徐仁铸。
清末还有“江南四公子”，即常熟杨圻、元和汪荣宝、江阴何震彝、常熟翁之润。其中以杨圻名气最大。他为官宦子弟，中过举人，其妻为李鸿章长孙女，曾出任清廷驻南洋领事。民国后任吴佩孚秘书长。吴之函札电文，皆出其手，文辞亦典雅，人几诵之。凡吴佩孚所历战役，必有诗记，时人诣之为“诗史”。据说，“七七”事变后吴拒不下水，与杨圻恳劝有极大关系。日寇亦拉拢他，坚决不为所动，云：“战是中国人，我只爱中国！”其诗集《江山万里楼诗词钞》最为著名，寓盛唐遗风。
民国初年以后，也有四公子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报章上，“四公子”大名是屡屡被提及的。这四公子是：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小嘉。
四公子当时都是20岁上下，子因父显，风云一时。1922 年，直奉第一次大战之后，孙中山曾与奉系、皖系订立策略性的反吴佩孚的三角联盟，这四公子便互相酬酢，为联盟穿针引线。除孙科、张学良二公子外，卢小嘉、段宏业二人却不太为世人所知。其实这两人都是典型的公子哥。卢小嘉一生最“煊赫”之举当为大闹上海共舞台、痛打黄金荣一事。这是当时报纸的头号“要闻”，其实起因只不过是为了看戏捧坤角。段宏业在四公子之序中虽非骥尾，但却最为默默无闻，也不像袁世凯的“储君”袁克定那般醉心于“接班”而出入政坛。据说，他的擅长是下围棋。段祺瑞一向自命纶巾儒将、纹枰高手，还养了一批棋手如潘朗东、顾绥如、吴清源（吴氏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等陪他下棋。
徐铸成曾谈过，据说某次段“执政”兴致之余试其子棋艺，自以为稳操胜券，不料“鏖战”之后，老子竟然败北。“执政”竟全然不顾体面，一气之下将棋盘掀翻，指着段公子大骂：“你这不肖子，什么都不懂，就会胡下棋！”不过，像段公子这样挨顿骂恐怕还算好的。据吴清源先生的家属回忆，段“执政”第一次与吴清源对弈也输了，只是一言不发拂袖而去，但包括吴清源在内的所有清客当天却不给开饭了（陪段下棋的清客们除月给大洋外，每天是必管饭的）。这点吴就不如过旭初聪明。段祺瑞下棋有个特点：赢得太多或对手故意输都会令其生气。过旭初经段宏业介绍给其父下棋，两盘输一子、和一局，段“执政”大为高兴，马上留下他当清客。段公子虽然“什么都不懂”，但也不亏大节。段祺瑞下野后，不买蒋介石的账（段祺瑞是蒋入军官学校时的老师），也拒绝日伪拉拢。临终时，他嘱咐其子，“别跟老蒋掺和”，段公子果然照办。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段公子由人民政府安排工作、照料生活，得以安享晚年。四公子中只有张学良将军最长寿，以百岁高龄而逝。如清末四公子一样，民初四公子的说法也不尽相同。
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蒋纬国实际是戴季陶在日本时的私生子，后交蒋介石抚养）、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孙中山秘书金某的儿子金定国。四人的名字均为孙中山所起，寓“经纬安定”之意，且互结金兰。但四人在当时并非活跃人物，也无名气，尤其金氏之在列颇为勉强。
已故的南社老人郑逸梅先生说四公子是张学良、卢小嘉、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号寒云）、张季直（张謇）之子张孝若。民国年间名负一时的大诗人林庚白则认为“四公子”并无袁克文的份儿——而是孙科。他的理由是：1916 年以后，袁世凯已非风云人物了。笔者曾请教过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沈醉，他认为四公子是：孙科、张学良、段宏业、袁克文。
还有一种较为广泛的说法是：张学良、袁克文、溥侗、张伯驹。此见于张伯驹著《洪宪诗补注》。但笔者以为，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张伯驹四公子说法之形成，主要得源于北京，并不同于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四公子有政治背景和显赫身份。张伯驹只是袁克文的表弟，溥侗也不再是王侯而是沦为票友。张伯驹、溥侗加上张学良、袁克文都是以玩乐风流闻名，故此称之“京华四公子”也不无道理。
溥侗号红豆馆主，是清恭亲王奕的孙子。辛亥革命后，他失去了“铁帽子王”的衣食饭碗，只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加上变卖祖产为生。他尤擅昆曲，是京津名票，还在燕京大学开过戏曲课。可惜他晚节不保，汪伪时下水当了汉奸，任职于“考试院”。抗战胜利后，他潦倒以终。
张伯驹，其父张镇芳替袁世凯管钱。张伯驹是极有名气的收藏家、鉴赏家、书画家和诗人。他多次花重金收购流失的国宝，后捐献给国家。20世纪50年代，他曾被划为“右派”。他的文采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周恩来还关心、安排他工作。20世纪80年代故去。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天生风流，极具才华，自比曹植。他是诗人、书法家、鉴赏家、名票友，因反对其父称帝而博得人们的同情。他被袁世凯软禁后，从此穷困而死。袁克文的儿子袁家骝和儿媳吴健雄，都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四公子的“传统”后来一直延续到台湾。“四大公子”是“副总统”“行政院”院长陈诚之子陈履安、连震东之子连战、钱思亮之子钱复、沈宗翰之子沈君山。他们的父辈皆是高官,本人皆为公子哥，后来基本从政，如连战历任“行政院”院长、“副总统”，现为国民党名誉主席。不过，也有一种说法，台湾“四公子中沈君山应为宋楚瑜。
有趣的是，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女“四公子”，都是当时著名的女作家，她们是：庐隐、王世英、陈定秀、程俊英，因为名噪京华，遂被时人呼为“四公子”。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北京亦流行“四公子”之说法。记得1994 年吴祖光之子吴欢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四公子”，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笔者只记得有他和万伯翱，别的两位记不清了。万伯翱、吴欢两位都是笔者的朋友，都是影剧作家，出过书，亦有名气。吴欢只不过借“四公子”写了四个人，却很别致，所以这篇文章颇有影响。但据伯翱兄说此文却招致了他的长辈的不满，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