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年龄属于个人隐私，所以在现代人际交往中，如果直接问别人的年龄是很没有礼貌的表现。事实上，不但现代人交往中不随意询问年龄，古代士大夫官员之间交往，同样也特别忌讳别人询问年龄，因为那个时候流行年龄造假，真实的年龄是绝对要保密的。
比如，在《儒林外史》中，范进在做年龄介绍时就坦言：童生20岁应考，如今考过20余次；童生册上写的是30岁，实际年龄54岁，足足少了24岁。由此不难发现，连一个忠厚人都敢这么做，可见虚报年龄在古代有多常见。
那么，为什么古代的官员要在年龄上造假呢？要说起这个问题，还得从汉武帝时期说起。因为当时还没有实行科举制度，所以古代选拔官员基本上通过荐举方式。比如说，一个人想要当官，必须要有当官的人向上级推荐。如此一来，就导致了官官相护、包庇之风盛行。有些官员，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早点做官，提前进行推荐，甚至学业还没完成时，一只脚就已经迈进官场了。
到了汉顺帝这一代，为了改变官员年龄过小现象，专门出台了官员推荐的相关规定：“年龄不到四十，不得察举。” 也就是说，不到四十岁，就没有坐官的资格。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儒家的“四十岁”思想落实为法定官员任职年龄制度。这样一来，可难不倒那些想当官又达不到年龄的人。不过，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对年龄有限制，那修改年龄不就行了，这便是虚报年龄的开端。为了提前做官，以至于官员子弟争着给自己加年龄，加个十岁、八岁的，都是正常现象。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年龄造假加岁现象又变成了减岁现象。因为按照科举制度的考试时间设置，一个人想要当官，年龄不到40岁左右根本完成不了考试。由于要满足这些条件很困难，考生往往是一生潦倒考场，在应试次数上达标了，但年龄已过60了。于是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减年，最后抢在档案年龄还未到60时，讨一个“恩科”出身。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年龄在30岁—50岁之间是为官理政的黄金时段。那么，如果一个人是过了55岁以后才取得出身的，一般多授于闲职。倘是年近60者，只能得到有名无实的官职，令回家待选。可以相像，一个人从出生到历经科举数十年血拼才得功名，所以很多人一开始报名参加科举就开始年龄减岁，这也造成了大部分的官员的“年齿”都是假的。
比如，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一书中说“介孚公于甲辰年夏天去世，年六十八岁”，由此推论，周福清生年应是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不过，在《同治辛未会试年齿录》却记载为“（周福清）谱名致福，道光甲辰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吉时生。”而道光甲辰，也就是1844年。按此推算，周福清的年龄比周作人所述生年，整整小了七岁。
古代官员之所以年龄造假如此猖狂，说到底，还是因为造假的成本太低。大多数人年龄造假即使被发现了，也可以通过贿赂来弥补这一过错；最坏的结果即使是贿赂失败，相应的处罚也不重，这就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古代官员的年龄造假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