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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智堪:最早揭露日本侵华野心的爱国志士

作者:宋乃成 · 2017-04-27 来源:凯风网

  

  日本全面侵华国策《田中奏折》赫然现世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了一篇让世人震惊的文章:《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日本全面侵华国策《田中奏折》赫然现世 

  《田中奏折》明确宣称:“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

  该《奏折》全文6706字,从军事、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面,对全面侵华作了详细谋划。而时任辽宁省外交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阎宝航,把《田中奏折》翻译成英文,在1929年10月召开的“国际太平洋会议”的预备会上发送给英、美、加等国代表,引起国际社会的惊愕与哗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和世界的狂妄野心由此公之于世而大白于天下。尽管日本当时和现在都极力否认这个《奏折》的存在,但历史事实证明,此后日本侵略政策的实施,竟然件件都与该《奏折》相应验。

  那么,日本如此重要且机密的文件究竟是怎样泄密的?而揭露日本这一全面侵华野心的爱国志士又是谁呢?

  

  他就是原籍台湾省苗栗县,出生于1888年的旅日富商,爱国志士蔡智堪。

   ——揭露《田中奏折》的蔡智堪,之前为祖国贡献不小

  1895年,腐败的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战败,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蔡智堪自幼就品尝了亡国之痛,但他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名中国人。在其长大后,他在日本东京创立了“蔡丰源进出口商行”,并在南洋经营咖啡及橡胶种植园,因而逐渐成为日本商界巨富。同时,为了便于秘密从事反日活动,他与日本皇室、政界高官、政党领袖等日本高层交往密切,这也为他承担一些特殊使命创造了条件。    蔡智堪本来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富豪生活,但他热爱祖国,心系中华,决心为祖国的崛起贡献力量。1906年,18岁的蔡智堪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蔡智堪机智掩护蔡锷将军由东京赴云南,为推翻袁氏的“洪宪帝国”的护国战争作出了贡献。

  

  1924年,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等人邀请孙中山北上,试图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国事,以期和平统一全国。这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恐惧,日本军方力主出兵阻挠。蔡智堪一方面提醒孙中山防备,另一方面配合孙中山派往日本的代表李烈钧,四出游说,最终说服日本政客放弃出兵中国图谋。

  另外,李烈钧还让蔡智堪注意日本所说的“满蒙问题”,以防备侵略。于是蔡智堪后来与我国东北外交委员会负责人王家桢建立起秘密联系。在日本人看来,王家桢似乎是蔡智堪的密友,而且王家桢每到日本东京,必定下塌于蔡智堪经营的蔡丰源商行。而实际上,两人也确是无话不说的好友,蔡智堪时常将他收集到日本情报传给王家桢。

  ——临危受命的蔡智堪,决意冒险刺探日本绝密国策

  

  1927年4 月,我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第二次北伐也即将开始。当年6月底至7月初,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决定日本“国策”的“东方会议”(是系列会,含五次正式会议), 8月,被日本政府推捧为“东亚新体制先驱”的森恪又主持召开了大连会议(又称第二次东方会议),这两次会议最终决定了日本对华侵略的总体策略。当时,社会上有传言说,田中已将这两次会议的最终结果写成绝密奏章上奏给日本天皇,但由于日本内部“政友会”与“民政党”的党派争斗,致使此机密消息外泄。

  为了确定此消息是否真实,美、英、苏等国均派出间谍,不惜重金打探消息,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也准备拿出50万大洋来购买此情报。

  

  在此背景下,王家桢想让蔡智堪着手调查此事。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正在家中宴请日本国会议员中野正刚等人,突然接收到了邮差送来的一个大邮包,邮包内装的是王家桢从沈阳给他寄来的东北大饼。中野说,他想品尝一下东北大饼,但蔡智堪猜测,大饼中必有蹊跷,于是他借口大饼需要烤制才好吃而婉言拒绝了中野。散席后,蔡智堪剖开大饼仔细查看,果然见到王家桢写来的密书:“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

  蔡智堪深知,《田中奏折》是日本的最高机密,实难一窥。但为了国家和民族,他还要冒险一试。

  ——蔡智堪巧用矛盾,智抄《田中奏折》,毁家为国建奇功

  考虑再三,蔡智堪决定不能花钱去购买这个《奏折》,这样太危险,而应当利用日本“政友会”与“民政党”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并借助于“民政党”希望“政友会(以田中为首)”内阁倒台的政治野心,设法说服“民政党”大臣,如日本前内大臣床次竹二、牧野伸显和现任外务大臣永井柳太郎等人,公开这个秘密文件。当然,这其实也是一步险棋。

  

  主意已定,蔡智堪于是花费重金,先后宴请了永井柳太郎、床次竹二等人。蔡智堪首先向永井柳太郎提议,让其设法拿出《田中奏折》,自己则将《奏折》发表在他办的《日华》杂志上,这样就可以打倒“政友会”。但永井拒绝了这个提议。于是,蔡智堪又向床次竹二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而床次答应打听一下。几天后,床次竹二与牧野伸显商议后认为,日本首相田中,想以武力吞并我国满蒙的政策,只会让日本军人的势力更大,这可能会危及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绝对权威,于是决定谋取《田中奏折》。

  蔡智堪于是再拿出了5000日元,请来我国顶级厨师崔某(他曾是梅兰芳的厨师),预备上最好的菜肴,宴请床次竹二与牧野伸显两人,他们初步商定,由蔡智堪自己去抄写《田中奏折》,且由我国政府公布,然后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施行其政策,以打倒“政友会”的方案。几天后,床次竹二告诉蔡智堪:牧野伸显已经同意这样干了。蔡智堪立即把此意见密告王家桢,几天后,王家桢电汇5000元,并同意了这个方案。

  不久,牧野伸显就让他的妾弟——皇室书库官山下勇安排了时间。于1927年6 月的一个晚上,蔡智堪带上牧野伸显送来的金质圆形“皇室临时通行脾”(号码72号),并携带“日本皇室书库专用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绡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由山下勇领路,进入日本皇室书库。将用“‘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标签‘田中首相奏章’”的《田中奏折》“费时两夜,细心抄毕”,随后带出皇宫。随即,蔡智堪“将抄件密藏皮箱夹层里面,亲往沈阳,交王家桢手收”(另有一种说法是分数次邮寄给王家桢)。

  

  在《田中奏折》被我国政府公布后,日本指责这是我国伪造的假文件,但在一次对质中,我国代表则泄露,《奏折》是从日本皇室书库抄出的。这引起日本政府的震怒。经追查,最终,皇室书库官山下勇和其他28人全部被免官,而蔡智堪也因此被捕入狱。但因蔡智堪与日本上层关系密切,且又查无实据,所以不久就把他放了。

  不过,山下勇却以蔡智堪没有付给他所承诺的3万美元为借口,霸占了蔡智堪的豪华私宅,而蔡智堪价值200万日元个人产业也被日本政府没收(当时1美元可兑换2.3日元,现在1美元约兑换110日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产。

  ——蔡智堪再立数勋,狱中迎胜利,英名永存

  其后,在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后,蔡智堪向东北外交委员会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炸弹破片,从而查证了日本的罪行。同年12月,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从而粉碎了日本妄图让东北“独立”的阴谋,这样,我国形式上得到了统一。

  而在1931年4月,日本为了侵占东北,故意策划、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想以此在世界上造舆论,并借机侵略我国,但因蔡智堪亲赴东北调查,及时揭露了日本的阴谋,致使日本暂时放弃了计划。

  然而,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狼子野心不死,就如《田中奏折》所说:“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5个月后,日本关东军重新制造出“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

  1932年,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事端,我国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蔡智堪再次利用与日方高层良好的关系,成功窃取了日本海军密码电本,再立新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蔡智堪难以在日本东京立足,于是回到了台湾。1940年,蔡智堪以经商为掩护,在广州搜集抗日情报,不幸被日军发觉,随之被日军押往台湾,投入了监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0月25日,台湾光复,蔡智堪出狱,他难掩兴奋之情,挥笔写下七律诗《台湾光复节复家日》:“满腹经纶信手裁,癫狂愧乏济世才。何时应得韩欧笔,万里江山归满来。唯饮后龙一杯水,不惠公私半文钱。劝君莫话封侯事,瘦马重荷益惘然。”

  经陈立夫介绍和蒋介石亲自批准,毁家纾难的台湾爱国志士蔡智堪成为中国国民党特别党员,证书编号“特字第87952号”。1955年9月29日,67岁的蔡智堪因病在台湾去逝,蒋介石为其颁发了褒扬令,而于右任、严家淦等政要也均送挽额、唁电致哀。

  注: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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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华阳礁 青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