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十月，61岁的杭州知府范仲淹决定，在自己的老家苏州府吴县、长州县购买良田一千亩，再买一座大宅院。范仲淹也是人，到了这个年纪，革命意志消退，搞点求田问宅，也算人之常情。正常，太正常了。
然而，范仲淹的高大之处就在于，他此举并不是为了自己。他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首创一个史上前所未有的非政府慈善机构——义庄。此时的范仲淹，绝不会想到，他首创的这个机构，史称的“范氏义庄”，将从北宋一直运行到民国，历经近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创造一个不朽的传奇。
所谓“范氏义庄”，就是范仲淹用自己的多年官俸积蓄，购买良田以收租米，然后用来赡养范氏族人，购买大宅用来供范氏族人集中居住。这是一种通过慈善救济的方式，为范氏族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机构。“范氏义庄”的存在，增强了集中居住在苏州府的范氏族人们，向历朝历代政府纳税的能力，增强了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证了范氏族人的繁衍昌盛。
（图）范仲淹（989年8月29日－1052年5月20日），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北宋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60岁的范仲淹出任杭州知府。此时的他深知，无论仕途，还是生命，自己都已进入了下半场，该考虑下以后的养老和身后事了。子侄们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因为范仲淹的母亲安葬于洛阳。然而，范仲淹却另有一个惊人的创意。
他在《告诸子书》中说：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馀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换句话说，范仲淹把自己能够“得至大官”的原因，归结于范氏祖宗“积德百馀年”。因为这个原因，他就要回报范氏族人，要“恤宗族”。怎么恤？设立“范氏义庄”，由“义田”、“义宅”、“义学”三大部分构成。
“义田”在义庄创设之时，即有一千亩之多，是“范氏义庄”的经济命脉。“范文正公自政府出，归乡……买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济养群族。”
这一千亩良田，并不分给族人，也禁止族人耕种，而是租给范氏以外的人耕种，以所收的租米来赡养范氏族人。为此，范仲淹于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十月手订义庄规矩十三条，规定了义田所收的租米，“谁管理”“赡养谁”“如何赡养”等基本原则，包括米绢钱发放的对象、数量、方式、管理、监督等事项。
比如：
“一，逐房计口给米，每口一升，并支白米。如支糙米，即临时加折。”
“一，男女五岁以上入数。”
“一，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以上，听给米。”
“一，冬衣每口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各半匹。”
“一，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
“一，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
显然，范仲淹的规矩之中，充满了一些人性化的亮点：族人不论贫富，均予发放；对于无经济收入的妇女也予发放；再婚妇女不歧视，也予发放。当时，“义田”购买的消息传出，范氏族人前来聚居者，有近百口之多。为解决集中居住问题，范仲淹又在苏州灵芝坊购买义宅一座，占地约二百亩，三面环水，风景优美，以供族人聚族而居。与此同时，范仲淹还在苏州兴办“义学”：“初公买田以赡族，而族滋大，立塾以教其人。”就这样，“范氏义庄”=“义田”+“义宅”+“义学”。范仲淹首创的“范氏义庄”于北宋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为起点，开始运作。
办完这件大事以后，范仲淹就陷入了晚年的病痛之中。两年后的皇祐四年（1052年），他在调职上任的途中，逝世于徐州，只留下了他亲自首创的“范氏义庄”。
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能够设立“范氏义庄”，相当不易。
不易之一，是他为此付出全部的官俸积蓄。这份儿豪爽，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不易之二，则是他克服了个人的情感和好恶。因为，在苏州的范氏族人，对范仲淹本人及其母亲，并不好，甚至很坏。这份儿大气，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范仲淹幼年丧父，二岁而孤。他的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长大成人的朱说，在中举做官后，才于天禧元年（1017年）在担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时，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范仲淹虽然做了官，可范氏族人或许是出于对其母再嫁的歧视，或许是害怕范仲淹认祖归宗后会要求重新分配族产，对母子二人相当冷淡，间有恶语相向者。范仲淹没有办法，只好频频声明，“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所以，范仲淹首创“范氏义庄”，是典型的以德报怨。豪爽大气，相当不易。
在范仲淹的身后，“范氏义庄”的生存发展，历经千年，历经曲折。
两宋时期，“范氏义庄”发展平稳。
当时范仲淹的身后影响还在，而且他的次子范纯仁更是官至宰相，官当得比父亲还大。范纯仁继续维护义庄的发展，增买义田，扩大义庄规模，修订完善义庄规矩，还为义庄争取到了朝廷褒奖、税收优惠减免等扶持政策。
元朝时，“范氏义庄”因为有利于减轻国家负担，维护地方稳定，仍然获得了政府的认同。曾经有一次，元朝的苏州官吏打算一改前例对义庄的田亩进行征税，当时的义庄管理人范士贵马上向朝廷报告，又一次维护了义庄利益。
明朝时，义庄的发展遭遇了困难时期。因为明朝对江浙地区的重税政策，“范氏义庄”也未能蠲免，导致义庄租米收入每况愈下，维持困难。这时，官至浙江按察司提学副使的范仲淹第十六世孙范惟一，成为义庄复兴的关键人物。正是在他辞官回苏州后的亲自经理之下，范氏族人克服了种种困难，复兴了义庄。至明末，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范允临官至福建参议，先后两次斥巨资，再购田千亩，再一次扩大了义庄规模。
清朝，范仲淹第二十世孙范弥勋又向义庄捐田一千余亩。至嘉庆二十年，“范氏义庄”拥有义田高达4892亩。同时，清朝历代统治者恢复了对“范氏义庄”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得义庄终于跨入了发展史上最为昌盛的时期。清末宣统年间，“范氏义庄”义田达到了5300亩的巅峰。
民国时期，“范氏义庄”仍然得到了发展，范氏族人依然沐浴在近千年前祖宗范仲淹的爱心之中。
为毛能运行近千年？
“范氏义庄”运行近千年，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运行规模最大、管理最严密、影响最广泛的私家慈善机构。独此一家，别无他例。范仲淹能够首创这个传奇，原因值得探究。
我把第一个原因，归结于范仲淹的人格魅力。范仲淹一生文武兼资，出将入相。上马能管军，把边疆军队训练得兵强马壮，“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下马能管民，把地方州郡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范公堤”至今遗爱在民。而且，他还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获得了历朝历代统治者“人臣典范”的认同。正是因为认同范仲淹的人格魅力，统治者们才认同了“范氏义庄”的存在，并给予了一定的扶持政策。
有了这些扶持政策，“范氏义庄”才在历朝历代，都能获得生存和发展。
第二个原因，在于“范氏义庄”有一套不断完善并且行之有效的制度。这个制度，起始于当年范仲淹手订的那十三条“规矩”。这个“规矩”，后来经过他的次子范纯仁和历代范氏子孙修订、完善，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保证了“范氏义庄”的千年勃兴。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人治一时，法治一世。
第三个原因，则在于范仲淹直系子孙，对于范仲淹首创“范氏义庄”这一理念的坚持。不仅是儿子坚持父亲的理念，也不仅是孙子坚持爷爷的理念，而是近千年后第二十世子孙、第三十世子孙还在坚持祖宗的理念。这，就是传奇了。
试问，这一点，中国有几个家族做到过？
大哉，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