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退出政治舞台后，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像风暴一样刮过中华大地，一些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女子不满于女界几千年的被压制，开始发出男女平权的声音。
1913年，富商之子关瑞麟结婚不到半年便到美国留学，认识了外国女子朵尔，并与之举行了婚礼。之后他携带朵尔回国，强迫妻子陈绚云离婚。因为陈绚云是当时的女权团体——神州女界共和协济会的会员，神州女社立即介入了此事。她们在神州女校集会，号召女界同人300多人参加，声讨“丧廉没耻，违背人道”的关瑞麟。会长张昭汉首先发言，她说：“事关女权，凌及我二万万全体之女界。我女界若袖手不救，是亦我二万万女界之羞也。”会员汤国梨则以此案为例，提醒女性“慎重婚姻”，并以和平手段“珍守女权”。《神州女报》社长杨季威认为，“女子向以弱闻，故每为世人所欺，今我人于陈君之案，未始非我女界恢复名誉之机会；一夫多妻之制，不可行于文明人类，而纠察监察，我女界不可不负其责”。会议最后形成四条决议：“一，公诉法律，要求治关瑞麟以应得之罪；二，要求关氏以家产四分之一作为陈君绚云赡养费；三，以关氏犯法情事，详告洋妇朵尔，使之亦提起诉讼；四，该社同人集资为陈君延律师为之辩护，若不公平判断，誓不中止。”
1911年12月的广东女子北伐队
因为背靠强大的“娘家”，陈绚云毫不犹豫地将关瑞麟告上公堂要求离婚，并请求法庭判对方给予经济补偿。租界会审公廨审理后判决：准予陈女士离婚，并由其夫赔偿白银1500两。依当时的购买力（四口之家一月生活费12圆左右），这无疑是一笔巨款，对关瑞麟算得上是个惩罚。
争取日常生活中的男女平等，只是民国初期女权运动的第一步，其时的女性最看重的还是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她们知道，日常生活中的男女平等固然好，但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平等保驾护航，它难免有一天被人剥夺。实现了政治权利上的完全平等，女性的未来就会永远春光明媚。还在同盟会发动反清革命的时候，秋瑾、唐群英等有眼光的女子就纷纷投入其中。秋瑾甚至为这场革命付出了珍贵的生命。
然而，那些有见识的女性们发现，辛亥革命胜利了，中华民国成立了，但这“胜利”、“成立”似乎跟女子们毫无关系，以前女子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现在照样没有。唐群英等人非常气愤，她们组织女子参政同盟会，并派遣会长林宗素去南京面谒孙中山，当面表达了共同参与政治的愿望。孙中山“面允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惟女子须急求法政学知识，了解自由平等之真理”。在同一时期回复神州女界共和协济会的信中，孙中山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承认天赋人权和男女平等，也认为女性应该拥有参政权，但并非当下可行，而是寄望于未来。对孙中山先生的这个看法，神州女社比较赞成，女子参政同盟会、女子同盟会、男女平权维持会等组织则不认可，她们说：“或有疑女子程度不及。不能遽与参政权者，不知以女子与女子较，其程度固有不齐，以女子与男子较，男子之程度，亦不过较女子之优者为多，不得谓男子悉优，女子悉劣也。”女子参政同盟会等团体公推唐群英、张汉英、吴芝
瑛、沈佩贞等人为代表，上书临时政府参议院，要求将女子参政权明文载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912年2月下旬，参议院开会讨论《临时约法》，对于女子参政权一事，参议院中“不赞成者居多数”。3月11日通过的文本只写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并未出现“性别平等”字样。3月18日、19日，参议院曾专门开会讨论唐群英等人提出的女子参政权议案，理由还是“时候未到”。得知提案被否决，这些女子内心非常悲愤，唐群英、张汉英带领妇女20多人，闯入参议院抗议，她们不在旁听席就坐，而是“与众议员杂坐”。讨论女子参政权时“咆哮抗激，几至不能开议”。经议员婉劝，才“各相率退出”。下午她们又试图阻止议员出席会议，“竟坚执议员衣袂禁不听前”，议长林森只好下令守卫干预，迫使女子们退入旁听席。1912年8月，在同盟会等五政党合并为国民党的改组会上，唐群英、沈佩贞到场，质问为何不让女会员参加，为何在党纲中删除“男女平权”条款。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唐群英再次闯进会议抗议党章没有赋予女子参政权，情急之下，还打了主持会议的宋教仁一记耳光。
世界上没有无因之果，民国女子如此强烈地要求男女平权，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女子几千年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种状况即使到了民国初年并无多大改变，这使民国那些有见识的女子生出了深深的忧患之心。民国有个“周静娟案”非常著名。这个案子说起来很简单。周静娟是一所新式学校的校长，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一个同事结了婚。身为江苏省议员的父亲周钺觉得女儿丢了自己的脸，居然将其推入河中溺死。周钺能做江苏省议员，应该算是有点见识的人，这样的人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对女性正当权利是个什么态度也就可想而知。女子们知道，女性的权利不是谁恩赐的，也不会一个早晨从天上掉下来，只能凭群体的力量去争取。
1917—1919年，在教室上课的女学生
民国初的女子是在一个“混搭”的气氛中成长起来。一方面，几千年的男尊女卑传统还有着巨大的市场，很少有人将女性视作与男子享有同等权利的生命体来对待；另一方面，西风东渐，古老的皇权文化也出现松动，女子上学成为有钱、有权阶级的一种时尚，少数有见识、有担当的女子甚至直接走进了革命者的行列，要这些新式女子再像传统妇女一样天天围着灶台转，只关心一家温饱，完全屈从男性权威再无可能。女权运动其实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到新阶段的一种标志。
女权运动还折射了当时政治的相对宽松。孙中山领导的最初的民国政府自然不是美玉无暇，但毫无疑问，它比几千年的专制皇权更愿意听取民意，对某种女性的过激行为也持有更多的包容心。我们不难设想，如果是在明清的宫廷，唐群英等人这样闹会是什么结局。正是因为有了政府的包容心民，民国的女权运动才会开展得那样有声有色。
唐群英
《花木兰》里有句话“谁言女子不如男”，现在的人则喜欢说“妇女半边天”，而让整个社会认识到这一点，民初女权运动的先驱们无疑付出了极大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