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句老话叫“年前节后，防火防盗”。然而，随着春节临近，不少地方火灾频发，云南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一场大火尤其令人触目惊心。其实，古人很早已有防火意识：老话说的“防火防盗”即是将防火放在了首位。在防火方面，古人还形成了独特的防火文化。
中国最早的防火理论“防患于未然”
《申鉴·杂言》记载“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
或许是缘于古代火患严重，上古商周时期，已出现了相当成熟的防火理论。古老《易经》中的第63卦“既济”卦，即是拿火灾来说事，古人释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这句话里包含的原意，可以这样理解，即便大火扑灭了，救火任务结束，也要提高防火意识。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早期防火思想“防患于未然”的最早出处。
在“防患于未然”思想的基础上，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提出了“从小处做起”的观点：“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熛焚。”所谓“熛”，即迸飞的火星，整句的大意是，堤坝再长，蝼蛄蚂蚁打的洞能让其溃决；房子再大，从烟囱裂缝中迸出的火星能将其烧毁。言下之意，防火不能疏忽大意，哪怕是一点点漏洞都要及时修补。虽然韩非子是借防火的道理，而喻做人做事的态度，却透露出了先秦人对防火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到了汉代，古人的防火思想已非常成熟，强调把灾难消灭在萌芽状态。东汉人荀悦《申鉴·杂言》中称：“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虽然荀悦并未直接说这是避免火灾、减少损失的三种措施，但很显然是符合防火的要求的。
这些防火思想，直接体现在古人的日常行为中。据《周礼·天官》记载，当年掌管宫内用火安全的“宫正”，“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即在每年易发火灾的春秋两季，宫正要摇动木铎，提醒大家严防火患：“半夜三更，小心火烛”、“寒冬腊月，火烛小心……”
在建筑上安置“厌胜”之物镇火
《苏氏演义》记载：“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灾”
防火厌胜术可以说是古代在民俗信仰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如今在保留下来的古建筑上仍能看到。最典型的是北京紫禁城，每一座宫殿上都有防火灾的厌胜之物。如太和殿上的屋脊两端各有一个对称的龙形物——古代建筑学上称“正吻”或“大吻”，其设置即是出于镇火减灾的设计和考虑。
正吻作为建筑防火厌胜之物，早在汉代就出现了。正吻，在早期有“鸱尾”、“鸱吻”、“龙尾”、“龙吻”、“蚩尾”、“蚩吻”等不同叫法，唐代苏鹗的《苏氏演义》中记载，当年汉武帝刘彻建柏梁殿，因为宫殿火灾频发，有术士上疏说，“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灾”，建议在堂殿上安置“蚩尾”。
设置厌胜之物是古代大型建筑上必不可少的设计，为古代建筑界广泛采用。北宋李诫《营造法式》中“鸱尾”条即称，“作其象于屋，以厌火祥。”太和殿的正吻正是这一种防火思维的流露。
也有人认为，这种厌胜之物为“鱼尾星”，是灭火的神物。在清代，还曾用能降火的“水龙”来做防火厌胜之物。如故宫的文渊阁是皇家藏书之所，防火第一，其屋脊的正背两面各雕9条龙。据说大禹治水时曾降服了九条龙，乾隆皇帝遂把它们请来治火。
其实，所谓厌胜之术毕竟是一种伪术。安置了正吻的紫禁城，并没能禁绝火灾。有学者统计，到1949年前，紫禁城共发生大小火灾73次，其中最重要的建筑太和殿先后被烧过4次。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正吻不能防火，却能防雷，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避雷装置。其原理是正吻处于建筑最高处，“出头”在外，往往先遭到雷击，从而避免了“雷火”引发的火灾。
五行之中“以水克火”的防火文化
《马氏日抄》记载：“门字有脚钩，带火笔，故招火灾”
在建筑物上设置厌胜之物，本质上是一种迷信，这种迷信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防火文化”，古代十分盛行的“五行防火术”，便是这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体现于“门不带钩，阁必有水”，这在皇家建筑防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古人喜欢在门上悬挂或书写匾额，以标明其名称。所书匾额中的“门”字，最后一笔往往不带钩，如果对照字典，这写法明显错了。实际上，这是古人出于防火的愿望有意写的。
明代的马愈在《马氏日抄》里记载：“宋都临安（今杭州）玉牒殿灾，延及殿门，宰臣以门字有脚钩，带火笔，故招火灾。遂撤额投火中乃熄。后书门额者，多不钩脚。”古人认为 “门”字上的钩与“火”有关，带钩即带“火”，此后皇家建筑上“门”字一律不带钩。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此更深信不疑，曾因此杀人。
明初定都应天（今南京），宫殿的门额都由当时的书法家詹希源题写，詹希源就是因为“门带钩”而被杀的。其被杀原因有两个版本，其中一说便与防火有关：在揭牌仪式上，明太祖朱元璋看到詹希源写的“门”字有钩，当即不乐，詹希源这是有意“招火”？猜其居心不良，遂杀之。
除了“门不带钩”，还有“阁必有水”，这是基于五行“水克火”原理而衍生出的防火文化。浙江最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得名，就是此理。“天一”，是传说中能够生水的星宿，“天一生水”，以求防火。
说来也怪，天一阁建好后从未出现火患。实际上，这不是阁名防火，而是整个建筑的防火设计合理，防火措施到位。乾隆皇帝修建《四库全书》的藏书楼时，便仿天一阁的建筑布局建藏书阁，分别收藏7部《四库全书》。7座楼中有6座名字里带水，分别是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文汇阁。只有建在镇江的文宗阁没“水”，这是因为文宗阁建在金山上，近江，不缺水，不然就“水漫金山”了。
在古代，民间也有自己的防火文化。如在仓库这样的一些防火重点部位，墙上往往写上“小心火烛”提醒一下，其中的“火”字往往倒着写，意在警告人们随时可能“火到”，一定要小心。
最早的“防火消防法”始于周代
《周礼·夏官·司爟》记载：“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
无论“厌胜防火术”还是“五行防火术”，显然都缺少科学依据，但其背后反映的却是古人强烈的防火意识。古人虽迷信，但不糊涂，明白杜绝火患要靠制度。所以从商周时期起，中国已开始了“依法防火”。《韩非子·内储说》记载，殷商时有“殷王法”规定：“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防火法规条款。但因为指向不明，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其应属于“环保法”条款。
真正意义上的“防火消防法”始于周代。《周礼·夏官·司爟》》记载：“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这也被看成是中国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火灾刑罚条例。
春秋战国时期，更明确了“失火”与“纵火”的概念，强调对火灾责任人的处罚。《墨子·号令》中称，“慎无敢失火者，失火者斩其端；失火者以为乱者车裂；伍人不得，斩；得之，除。”对引起火灾的首犯处斩，如果故意纵火，则以谋乱罪处以车裂之刑；与纵火犯同伙，知情不报者，也要处以死刑，对积极举报的可免死。
晋代，对火灾责任人的处罚又有了进一步的细则。《晋书·刑法志》记载，“贼燔人庐舍积聚，盗赃五匹以上，弃市。”故意放火烧私人或官府房屋，和盗赃物五匹以上的，都要处以死罪，并弃尸街头。
十六国时期，后赵君主石勒在火灾管理方面更为严厉。《太平御览》引《后赵录》称，“石勒禁火，百鼓之后燃火者，鞭之一百；延火烧一家，斩五部都督。”“百鼓之后”，即夜间起更之后；“五部都督”指有不同区域和行政分工的“一把手”。
隋唐以后，中国的防火法规已相当规范和具体了。如《唐律·杂律》中曾明确规定，对故意纵火行为严惩不贷，即便最轻的也要“徒三年”，最重的“绞”。见火不救也要治罪：“诸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减失火罪二等。谓从本失罪减。其守卫宫殿、仓库及掌囚者皆不得离所守救火，违者杖一百。”
此后的宋、元、明、清各代，在处理火灾责任人上大多都是“死罪”。如在完颜亶当皇帝的（金熙宗）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燕京（今北京）发生火灾，一连烧了9天，最后有243人因“失火和不救火罪”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