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退休以后，自己在南京钟山上筑了个“半山园”居住，出入也一不坐马车，二不坐轿子，“惟乘驴”。对于王安石骑毛驴，许多人以为是这位“拗相公”故意搞怪，其实不然，而是大有讲究，体现了三重精神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表现了王安石的退隐态度。他为什么不坐马车？这是因为马车作为官员公务用车，北宋朝廷管理是很严格的。那时一般官员出门只能骑马，朱熹就曾经回忆说，“记得京师全盛时，百官皆只乘马，虽侍从亦乘马。”当然，到了宰相一级，朝廷规定是可以乘坐马车的，但无论是骑马还是坐马车，都只属于公务使用，不是给官员专配，解除公职后就不能使用了。王安石退休时皇上还是很关照的，让他挂了个和当地军政一把手平起平坐的官衔，叫做“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那当然是可以骑马坐车的。 但王安石执意辞掉了这个官衔，次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集禧观使”，就只相当于现在的非领导职务“调研员”“巡视员”，“舒国公”也就是享受“国公”级别的待遇，都不是实职，就不能坐公派马车了，这表明了他要彻底脱离政界、完全归隐林泉的超迈态度。

　　第二重境界是仁者心态。王安石不坐公车，为什么也不坐轿子呢，轿子是可以私家雇请的啊？那讲究就更大了。当时亲朋好友看王安石年事渐高，都劝他乘坐轿子，你猜王安石怎么说，他正色道：“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

　　这话居然出自封建集权时代的士大夫之口，该是多么难能可贵啊。不仅王安石持这种观点，当时几乎所有世大夫也是这样认识。北宋的士大夫都是很少坐轿子的，即使朝廷对有些官员“或有老病，赐令乘轿，犹力辞后受”。比如司马光，也“不喜肩舆，山中亦乘马”。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历官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的程颐，也是“自少时未尝乘轿”，有一次他与两位官员游蜀道，山路崎岖难行，作陪的官员提出要坐轿子，程颐坚决反对说：“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

　　坐轿子是否“以人代畜”虽然不能一概而论，而明清以后不但官员坐轿子，甚至民间有时也兴坐轿子，更属于时也势也，但不能“以人代畜”的思想意识无疑是很符合人道的，用儒家的话说就是仁者心态，这说明在北宋时期不仅经济文化属于世界领先水平，有些价值观也是很先进的。

　　第三重境界是精神高蹈。王安石退休后喜欢骑毛驴在山林间漫游，其实是一种很高蹈的行为艺术。据说，当时著名诗画家、作家王巩前往拜见王安石，正赶上他骑驴出门，便问：您老要去哪里呀？王安石说：家丁在前牵驴，去哪听家丁的，家丁在后跟着，往哪去全凭驴高兴。可见王安石是把骑毛驴当做一种精神悠游。驴步子慢悠，特别契合一种忧思的精神状态。这位矢志改革的宰相虽然退休了，但许多国家社会难题依然在心中难以排解，许多道理哲学需要深入思考，也有许多丰神远韵的文思，骑在驴背上晃晃悠悠走哪算哪，正好继续琢磨。而这样一种精神悠游，也是古代许多思想深沉或文思独运的人所共同的。比如唐代李白曾醉酒骑驴过华阴，杜甫自称“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 贾岛的诗多来自驴背上的忘我思索。李贺的诗也是骑笨驴、背破囊一路写来。而南宋陆游也曾“细雨骑驴入剑门”。他们都曾骑着毛驴悠游在精神王国里。

　　所以说，王安石骑毛驴的形象，是这位中国十一世纪伟大改革家留在夕照里的精神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