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加薪升职之制度，古有人才选拔制度和官吏黜陟制度。自古官场如战场，官员升迁制度在中国已有近五千年的历史。古代官场怎样的人升职快？除了个人本事，有的人“拼爹”走升职捷径，有的人溜须拍马、拉帮结派，将职场变成了权钱交易的战场……
一、考课：古代公务员也要述职
追溯我国现行的公务员考绩制度，其很多做法可在古代官吏考核制度上找到渊源。在古代，职官的奖惩、升降、俸禄主要依据“考课”的结果。
“考课”也称考绩、考核、考查，是对在职官吏的官箴政绩和功过的考核，此做法不仅是职官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激励向上、整顿吏治的有效措施。
其实，考课的历史是从上古时代的天子巡狩开始的，诸侯朝觐，方伯行国，诸侯行邑。据《尚书?尧典》记载：“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指每三年考核一次职官的政绩，三次考核后(九年)根据考核结果决定职官罢免或提升，《周礼》记载，周天子不仅定期巡视诸侯，考察政绩，而且要求各地诸侯朝觐述职。西周采取述职和巡狩的形式对诸侯进行考核，对于一般官员，则采用小宰以六计课群吏等具体方法。此做法简单易行，不仅有效地管控了职官，也刺激了诸侯甚至官员的行事能力。
中国古代职官考课制度以庞大的职官制度为基础，与严格而缜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官吏黜陟制度紧密交织在一起。从秦汉到明清，各代虽隆替增损，但考课制度日趋健全完善。与此同时，职场上也逐渐诞生出很多无师自通的“升职”诀窍和诸多徇私舞弊、党同伐异的弊端。
二、古代“升职”论：看人品、看出身
在古代严格的考核制度下，官场延伸出很多“升职”途径。尤为特别的是，古代职场也要论出身、论人品，甚至还要考察身体状况。
在尧舜禹时期，升职完全凭借的是口碑效应，老百姓说谁好，谁就能够升职。舜从尧手中接过最高领导权，就是一个口碑好。这种方式也影响了大禹的思维，著名的“十三年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之举，一举树立了个人品牌。有了这样的高层领导示范，下面自然照章进行，所以在那个时代，要想升职，完全在个人品牌美誉度。
夏商周时期，国家的概念开始形成并逐步完善，但由于是奴隶社会，很多有才能的人因为身份缘故没有出头的机会，就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其中商代的宰相伊尹和周代的姜子牙，前者通过当厨子，不仅抓住了最高领导人商汤的胃，还抓住了商汤的心；后者在渭水边用类似今天行为艺术的方式——无钩钓鱼引发了外界的炒作，从而被周文王起用。显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做到“标新立异”。伊尹和姜子牙得到的回报显然超值，得到了大片封地，完成了自我“升职”的理想。
魏晋南北朝，职场出现了退化，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由于官员的升职完全由各个州郡世族豪门出身的中正官把持，官员的升职与否完全成为了“阶级、出身”论，其中最知名的两个大家族就是王羲之所在琅琊“王氏”，和以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不过此时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些依靠各种手段走后门的升迁者没了施展之地——出身不行就当不了大官。
但是从隋唐开始，由于科考成为选拔官吏的制度被固定了下来，中国职场进入一个有相对序的发展阶段。根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当时升职有四条标准：在选拔官员的时候，首先要求备选者没有身体健康问题，其次要求备选者口齿清楚，语言流利，能言善辩。第三就是要求书法水平。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考察其实际工作能力，要求思维敏捷，论事有理，判辞优美。同时该规定还指明了四个条件的平衡标准：考核四才时，以书、判为重点，如果书判通不过，就可以直接回家养老了。如果出现同等资质的情况，则德行优者先取；若德行相等，以才能高者优先；才能相等，以劳绩大效率高者优先。
三、旁门左道：行贿站队自古有
自古以来，有些人为了走升职“捷径”，不惜走“后门”、托关系，甚至用金钱作交换，希望在职场上一帆风顺、一步登天。
南宋时期的宰相贾似道曾一手遮天十几年，官员要想升职就必须大量的送礼、拉关系，有年龄比贾似道还大的职人不惜拜贾似道为“干爹”。到了明朝，皇帝成了“弱势群体”，基本上属于大臣和宦官们轮流执政。在大臣执政期间，官员的升职相对还比较正常，而在宦官执政期间，升职制度变得一塌糊涂，是否升职完全取决于官员的“站队”情况，只要是宦官派的，升职就十分快，而其对立面的大臣派人士往往遭到打压、迫害。
清朝起，“人际关系”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在清代康熙晚期开始流传一本《官场登龙十二术》的书籍，这或许是历史上第一本关于升职秘籍的书籍。同时，清代买官的情况有所抬头，康熙时4000两银可捐一知县，以至使全国捐纳知县者达500余人，道光时知县的价格甚至跌到999两。捐纳制不仅可以捐官，而且还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等待遇。
参考资料：《“职场升职” 规则史话》（李乐天）、《中国古代职官考课制度的沿革及其现代启示》（刘晓峰）等。图片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