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浦区博物馆根据文献记载绘制的青龙镇复原图（局部）
12月8日，上海博物馆公布了备受瞩目的青龙镇遗址最新考古成果——上海地区首次经考古发现隆平寺塔古塔遗址以及舍利。专家认为，这次对隆平寺塔基及其地宫的开启与发现，不仅对古建史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拓展了人们对于上海和江南市镇在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市镇形态、空间格局的认识。与其他城镇相比，被称为天下“雄镇”的青龙镇到底有多“雄”？镇上曾有怎样的繁盛景象？人们当时的日常文化娱乐生活如何？考古发现的“冰山一角”背后，更多关于青龙镇过往的精彩故事还有待探寻和证实。
青龙镇到底有多“牛”
商税额体现了一个地区或城镇的商品经济发达程度和水平。当时，青龙镇位列全国十强“明星镇”，以上交商税15879贯的“好成绩”排在第五位。在经济发达的两浙路的17个镇中，青龙镇则居于首位
历史上，青龙镇既是“东南巨镇”，又是天下“雄镇”。
“巨”说的是市镇规模的大小。北宋诗人梅尧臣所作的《青龙杂志》就记载当时镇上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不少名家曾到访并留下诗文。
据勘探调查，青龙镇核心区域约6平方公里，街道布局完整，属于当时特大型的市镇。建炎三年（1129年），秀州知州程俱已经称其规模“无异大县”。当时，华亭县城仅有显善坊、石狮巷等26个坊巷，“三十六坊”的青龙镇无疑大大超过了华亭县城，但这还不足以说明青龙镇的整体实力。
要担起天下“雄镇”之名，则表明市镇的实力很强。那么，青龙镇究竟“雄”在哪里，“雄”到什么程度？看一看北宋官方所编修的 《宋会要辑稿》“食货·商税”条目所记录的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全国各地区商税的情况，即可知晓。
商税是国家对市场交易的商品进行征收的主要税赋，“凡布帛、什物、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囊驼及商人贩茶盐皆算”，体现了一个地区或城镇的商品经济发达程度和水平。那个时候，一般州府级城市在0.5-3万贯之间，县级城市在0.3-1万贯，市镇则在0.3万贯以下。
彼时全国拥有1880多个镇，在镇级比较中，商税达到一万贯以上的只有10个市镇，可谓凤毛麟角。
其中，青龙镇位列全国十强“明星镇”，以上交商税15879贯的“好成绩”排在第五位。在经济发达的两浙路（大致今浙江、苏南、上海地区）17个镇中，青龙镇则居于首位，是排在第二位的越州（今绍兴）曹娥镇的3.22倍，第三位渔浦镇的4.9倍。与同期的县级城市相比，青龙镇同样“不落人后”，处在全国前列。
当时，全国设有县1200多个，超过万贯的县城只有21个，占1.7%，也可称得上是“百里挑一”了。在这之中，青龙镇所属的华亭县城商税为10618贯671文，已然位居全国“先进县”行列，而青龙镇商税额还是大大超出了华亭县城，达到其1.5倍。环顾周围的县城，如秀州崇德县城、海盐县城、苏州常熟县城、昆山县城和吴江县城，都不及青龙镇，差距少则1.89倍，多则有4倍。
再升一级到与府州级城市的比较中，青龙镇则属于全国的中上水平。彼时，全国设有府州总数308个，比青龙镇高的只有93个。
宋朝海外贸易、对外交流兴盛，曾经在东部沿海的12个港口城市、市镇设置了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机构。在东部沿海港口城镇比较中，青龙镇处于第七位，排在泉州城之后。泉州历来是重要的贸易港，早在元祐二年（1087年）便设置市舶务，北宋中后期已是一个“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的大港，当年泉州城商税额为19939贯353文，比青龙镇多4060贯，仅高出青龙镇25.6%；排在第五位的明州（今浙江宁波），“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商舶往来，物货丰衍”，同年商税额为20220贯500文，比青龙镇高27.4%，税额相差也并不明显。但是，排名在后的港口却与青龙镇相去颇远。
比如，常州属下江阴军下辖的黄田港在北宋中叶时已是“海外珠犀常入市”，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海港，但是整个辖区在熙宁十年前商税总额仅为4272贯，与华亭县和青龙镇相差较大。又如，排名第九的山东半岛的密州板桥镇是北方唯一设置市舶务的海港，与高丽、日本的贸易频繁，北宋后期商旅海船“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但是，当年商税额仅有3912贯78文，仅是青龙镇的四分之一。因此，从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比较来看，青龙镇的“雄镇”之谓可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为基础的，“雄镇”之“雄”底气在此。
外商聚居“来远坊”镇学规模彰显实力
宋代以后，地方学校一般分府、州、县三级，分别称府学、州学和县学。相比之下，镇一级的镇学则非常少，只有规模很大的市镇才有实力兴办。但是，青龙镇上就有著名的监镇赵彦?所创建的镇学“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中，“坊”指坊巷，也就是当时的居民小区。其中，有一个叫作“来远坊”的地方专门供国外商人居住。
“来远”取的是招徕远方的客商之意，该坊与泉州“来远驿”性质相同，地点在青龙江南岸的“望江桥北”，推测就位于此次发掘的隆平寺遗址的北侧。
国外海商来中国进行海外贸易，路途遥远，加上受气候、季风影响，一般耗费时间较长，只能在港口居留。唐宋时期，朝廷针对国外商人居留地就有明文规定，蕃商不得在城内居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记载：“毋得多市田宅，与华人杂处”。）因此，朝廷在通商港口都专门开辟“蕃坊”来解决蕃商的住宿问题，并设置蕃长来管理。如，“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贡，用蕃官为之。”
青龙镇作为“海商辏集之所”，蕃商云集，也必然需要“蕃坊”这样的居住区来解决和管理国外海商的居住问题，确保贸易往来平稳有序，而来远坊正是为来青龙镇进行海外贸易的外国商人专门设置的居住区“蕃坊”。除了“外商居住区”，青龙镇的“先进”还在于其气势恢宏的镇学。
我国历代都有办学的优良传统，州、县以上行政区域都要兴办各级学校来培养人才、推行教化。宋代以后，地方学校一般分府、州、县三级，分别称府学、州学和县学。相比之下，镇一级的镇学则非常少，只有规模很大的市镇才有实力兴办。但是，青龙镇上就有著名的监镇赵彦敔创建了镇学，背后还有一个筹建的故事。
原来，赵彦敔刚到青龙镇就职的那天，很想拜谒先圣孔子，向先贤致敬。无奈手下却告知，青龙镇并没有拜谒孔子的地方。赵彦敔听后迫切地感到，青龙镇作为一方大镇，长久的兴旺发达和人民安居离不开一个能够拜谒先贤的镇学，兴办镇学十分必要。于是，他积极谋划，马上向上级作了请示，又亲自捐出俸禄三十万加以倡导。太守郑某闻后，对其非常赞赏，立即拨款三十万资助兴办，极大地激励了赵彦敔和全镇民众。在各界的支持下，镇学经过一年的筹措于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完工。建成后，全镇人欢呼雀跃，父子兄弟奔头相告，成为镇上一大盛事。
青龙镇学规模较大，广袤百丈。中间为讲堂，讲堂两侧为先贤祠和魁星祠，东面建有大成殿，西面建有博文、敏行、思忠、笃信四斋，另外建有门屋、廊庑、仓库、庖湢（厨房、浴室）等辅助用房。学院内利用空闲之地修筑射圃，疏浚清池，种植花竹，周围建有围墙。虽然比创建于元祐五年（1090年）的华亭县学晚建成了一百多年，但青龙镇学在当时的规模绝对不亚于华亭县学。
瓦市勾栏间，上海最早的文化娱乐在这里
青龙镇时称“小杭州”，镇上瓦市至少在南宋后期就已经出现，体现了该镇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反映了彼时社会的风尚。反观当时的华亭县城，却没有相应的文献记载，这表明青龙镇是上海地区最早出现文化娱乐区的城镇
据明正德《松江府志》记载，青龙镇上曾开辟瓦市，“平康坊，中亭桥西，有瓦市在焉”。此瓦市不是现在买卖砖瓦等建筑材料的交易场所，而是指城镇演艺和娱乐的聚集区或商业娱乐中心，又称瓦舍、瓦子、瓦肆。
文化娱乐是城市生活的重要标志。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为宋代城镇文化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宋代文化娱乐和演艺业首先在开封等大城市产生，后迁徙到不少中小城市和商业发达的市镇，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质和市场化、大众化特点，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瓦市的涌现。
在瓦市内，集中了若干规模不一的演出场所勾栏。勾栏因便于表演和分隔观众，常用栏杆或布幔隔挡，故而得名，相当于现在的文化剧场等演出场所搭设的演出棚、录像棚。一些大型瓦市的勾栏能够达到10多座，少数大型的勾栏可容纳数千人。
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就记载了都城临安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瓦市； 嘉兴府乌青镇人沈平所撰《乌青记》中则提到乌青镇上南瓦子所在的波斯巷，“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有楼八间，周遭栏楯，夜点红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各种音乐、舞蹈、戏曲、杂技、木偶戏、皮影戏等节目在瓦市勾栏中上演，由各种伎艺人带来精彩纷呈的表演。热闹之时，演出往往通宵达旦，吸引了不少民众前往观看，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
青龙镇时称“小杭州”，镇上瓦市至少在南宋后期就已经出现。周迪功郎在1222年至1227年间曾作《青龙赋》一文，文中提到“讴歌嘹亮，开颜而莫尽欢欣；阛阓繁华，触目而无穷春色”、“杏脸舒霞，柳腰舞翠”。这些语句所描绘的恰恰是瓦市内女伎艺人在勾栏歌舞演出的真实情形。
瓦市的出现，表明了青龙镇文化市场的成熟和文化娱乐业的发达，各种伎艺人的演艺活动极大地满足了镇上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市民、商贾娱乐休闲的文化需求，体现了该镇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反映了彼时社会的风尚。反观当时的华亭县城，却没有相应的文献记载，这表明青龙镇是上海地区最早出现文化娱乐区的城镇，对研究上海大众文化的历史源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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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古镇，那些不一样的看点
七宝
——上博物馆赏蟋蟀
说到七宝老街，很多人可能马上会想到古色古香的建筑，或是丰富的特色小吃。实际上，在七宝，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那就是上博物馆赏蟋蟀。
七宝地区曾是蔬菜种植区，瓜藤豆架下，蟋蟀较多。每逢秋季白露前后，青年人喜欢下田捉几只蟋蟀玩玩。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驻跸松江，南方官员星夜驶马进贡一批良种蟋蟀，在途经七宝时马匹失蹄倒地，进贡的蟋蟀尽数逃逸，为七宝留下了良种蟋蟀。从此，斗蟋蟀代代相传，勇猛善战的七宝蟋蟀在丰富人们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精美的蟋蟀盆藏品。
随着城市化加快，在上海，玩虫时节再难听闻蛐蛐声。但是，来到七宝镇富强街上的“蟋蟀草堂”，也就是蟋蟀博物馆，便能从厅中高悬的“七宝金秋玩蟀图”看出古时七宝斗虫的盛况。
感兴趣的人们可以来到蟋蟀博物馆，通过观赏陈列着的蟋蟀标本、斗蟋蟀的图片资料，以及捕捉蟋蟀和斗蟋蟀的用具等探寻“蟋蟀文化”。
要是错过了每年一度的比赛竞技的“蟋蟀节”，逛完博物馆又觉得意犹未尽，则可以到对面的小弄堂里继续转悠，说不定就能遇上蟋蟀界的民间高人传授“绝技”。
娄塘
——“弹硌路”上捉迷藏
对“老上海”来说，由卵石、块石铺筑的“弹硌路”再熟悉不过。在踏得锃亮的“弹硌路”上斗鸡、捉迷藏，或是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享受着“弹簧屁股”……“弹硌路”承载着许多人的共同回忆。
上世纪50年代，全上海约有400条，总长800公里的“弹硌路”，福州路、九江路等都曾在其列。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日渐加快，拆改建使“弹硌路”渐渐消逝，如今已基本绝迹。不少人在网络论坛上问，哪里还能看到“弹硌路”？答案是娄塘老街。
这条街道始建于明朝朱元璋年间，距今逾600年，蜿蜒的街巷与纵横的水系相互交织，年代久远、墙面斑驳的传统民居群落留存其间，大多是二三层楼的老砖瓦房。
百年前，娄塘曾是个商业重地，如今虽繁华与规模不再，但街巷格局基本留存下来，两三米宽的“弹硌路”上很安静，临街开门的民居鲜少见人，但不乏生活气息。用竹子搭出的晾衣架晒着孩子的小衣小裤，窗口倒晾着拖把，墙根立着几双拖鞋。更远的小空地上，在房屋和树木间扯起绳索，被子一面一面晾晒在阳光之中。
而今再去重走“弹硌路”，也许就是为了重温儿时光景，夹带着市井烟火从远处而来。
州桥
——法华塔前图强奋发
州桥老街是嘉定老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称之为“州桥”，是因为位于老街核心部位的州桥，于公元1812年嘉定建县时就已经存在，至今已有八百年，是嘉定历史文化的发祥地，民间称之为“嘉定之根”。
老街入口，一个高大的牌坊将现代与传统分割得泾渭分明。
牌坊外面，是熙熙攘攘的商业街，牌坊内，全是青砖、黑瓦、飞檐、木窗的典型的江南清末民初建筑，地上铺设的是厚厚的碎石，显示出年代的久远和历史文化的厚重，牌坊上面上书“州桥”二字。
作为老街核心的州桥，又名登龙桥，横跨在练祈河上，呈南北走向。站在桥上向西望去，窄窄的练祈河向远方伸去，河的两岸古建筑依次而列，一些古建筑还建有码头，人们可以通过台阶和水进行亲密接触。
走过登龙桥，就是著名的法华塔。法华塔原名金沙塔，建于宋朝，几经修建而得以保留。塔一般总与寺院相伴，此处无寺无庙，为何有塔？
原来，古时嘉定的读书人科名衰微，于是有人便提议在横沥河与练祈河交汇处的街上建塔，取名法华，意即人们都能得到佛一样的智慧，用以激励读书人奋发进取。建塔之后，嘉定果然“科名鹊起”，因此宝塔被看作嘉定文风之所赖。
夕阳西下时，夕阳、余晖、宝塔、古镇、民居和练祈河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呈现出“金沙夕照”的人文胜景。
商榻
——听一曲宣卷老调
商榻位于青浦区西北部，又名双塔，为同音异写。
原是小村落的商榻在宋、元间成小集市，明初成镇。当时，商榻在苏州、松江两邑之中，经商船只往返于两地，单程就是两天，往往早上出发，傍晚到此下榻住宿，遂取名为商榻。
商榻老街并无出奇之处，但因为这条不长的老街时常传出一曲曲“宣卷”，因此十分引人注目。
宣卷，传承于唐代的“俗讲”和宋代的“谈经”，是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
相传商榻宣卷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据说，当时有一位农民爱说戏文，于是自编了几曲吴语文化的“念经词”插入其中，并配上一个木鱼伴唱起来，很受人们喜爱。这种“木鱼宣卷”就是商榻宣卷的前身。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商榻宣卷盛行，宣卷艺人在表演形式上逐渐进行了加工，开始注重起自身形象和舞台效果。主演人员穿起了长衫，拿折扇、甩起拍，讲戏台上放一块像惊堂木一样的四方形拍子，艺人开头唱的第一句就是“起拍一响，眼目清亮，润润喉咙，宣卷开场”。后来，又增加了两位女配角（下联接唱）做帮腔，有对有答，有说有唱，还配以二胡、三弦、琵琶、扬琴等民乐伴奏，于是，“木鱼宣卷”走出了客堂，就成了延续至今的“拉胡宣卷”，更贴近了生活，形成了江南地区一门独特的民间艺术——商榻宣卷。
如今，宣卷除了作为老百姓的休闲娱乐方式，更是走进了课堂，成为了乡村少年宫的课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