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很难再找出一个王朝，能够像明朝这样，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愚君昏君：土木堡之变葬送了数十万大军的明英宗正统皇帝；那个在民间非常有名的喜欢寡妇和有夫之妇的明武宗正德皇帝；以崇信道教出名，23年不上朝的明世宗嘉靖皇帝；还有那位30年不理朝政，导致整个帝国50%以上的官员职位空缺的明神宗万历皇帝；以及喜欢玩木工结果培养出个九千岁魏忠贤的明熹宗天启皇帝，个个都是“天纵英才，非常人所能比及”。
而且，明王朝的奸臣权相以及宦官小人也很多，著名的有严嵩、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相反，数得出来的忠臣名将和大政治家却不多，最著名的是张居正、海瑞、于谦、戚继光、袁崇焕等。最值得称道的大事是郑和下西洋。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些糟糕皇帝的统治和太监奸臣的祸害下，明朝居然还存在了两百多年，实在是让人一头雾水。
在史学界，明史是一个大的分支，研究者众多，包括许多大家。如当年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以及今天名声很大的海外学者黄仁宇等等，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在民间的通俗文学中，有关明王朝的内容却很少。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和刘基（伯温）、徐达、常遇春等以外，老百姓对明朝近两百多年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知道得并不多。学界之热与民间之冷，形成很大反差。
明王朝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此前，中国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帝国，而从14世纪中叶开始，当朱元璋扫平天下建立明王朝以后，中华帝国却步履蹒跚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明王朝可以看做是中华帝国由强转弱的一个分水岭。
一个强势的开国皇帝，往往会给整个的王朝打下深深的印记。明王朝的所有弊端，都可以追根溯源到朱元璋那里。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中，朱元璋可以说是出身最为低微的一个。在元末的动荡中，朱元璋的父母家人在旱灾和饥荒中相继去世，朱元璋和仅余的一个兄长无力安葬亲人，尝尽艰辛。随后朱元璋为了糊口，出家做了和尚，其时还未满16岁。而且据说朱元璋的相貌非常“怪异（丑陋）”。
朱元璋贵为九五之尊后，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勤奋的皇帝，城府极深，手段毒辣——这些都与他的出身和艰苦经历有很大关系。由于他的卑微出身和经历，朱元璋坐上龙椅后，几乎不相信任何人，与他一道开国打天下的文臣武将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善终：在几次大的政治清洗中，有接近五万人送命。
据说，朱元璋的残忍连太子朱标都看不下去了，为功臣求情。朱元璋命人取来一根长满了尖刺的荆棘条扔在太子面前，命令太子拿起来。太子不知如何是好，朱元璋说：“上面有尖刺，你不好拿吧？我现在除去这些人，就是为你剪除这些尖刺啊，你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
太子却不领情，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才有尧舜之民啊！”朱元璋大怒，因为马皇后的关系，才没有追究太子之罪。可这位比较仁义的太子朱标，还是没有等到继位，就病死了。他的儿子虽然被立皇太孙，后来登基做了皇帝，但没坐几天就被燕王朱棣夺去了龙椅。
在残酷的政治清洗中，朱元璋借丞相胡惟庸案，废除了政治制度中的丞相制，实行特务恐怖统治，将所有的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这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大的破坏，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行为。
在以往的政治制度设计中，丞相是一个很重要的权力分支，他是行政最高长官，是对皇权的一种有效制约。汉唐之时，丞相均有很高和很重要的地位，宋时，丞相的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赵氏历代对读书人是非常尊重的，丞相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到了朱元璋时期，他不相信武将，也不相信文官，只是相信他的特务组织——锦衣卫（以后还有什么东厂西厂）。但国家如此之大，政务如此繁忙，朱元璋自己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于是新设立了一个内阁作为他的秘书班子。
内阁大学士刚开始的地位并不高，还在六部尚书之下。但这些秘书参与机要的时间久了，其地位也日渐提高，及至明王朝的中后期及以后的清王朝，大学士实际上就渐渐地有宰相的意思了。
起初的内阁作为一个秘书班子，是没有实际权力的，它的职能应该是起草些文件，给皇上批阅奏章的“朱批”打打草稿之类的文字事务工作。在朱元璋时这个职能是很清楚的，但到了后来，朱元璋的龙子龙孙们却另类得很，没有几个家伙对政治有太大的兴趣——万历皇帝二十几年不上朝，自宪宗成化以后，一直到熹宗天启，前后167年，皇帝都没有召见过大臣！ 这也真是亘古未有的奇迹了。
在这种情况下，内阁的职能演变就出乎朱元璋的本意了。而且更出乎他意料的是：太监也搅和了进来。朱元璋本来是最烦太监干政的，曾专门制作了一块铁牌挂在宫里，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但他的子孙们老不上朝，内阁总要把文件递进来，这样太监就得以在其间上下其手。甚至有的皇帝嫌麻烦，就叫太监替自己批阅奏章，而太监有时再一犯懒，居然就把大臣的奏章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所以，有史学家说：在明朝最黑暗的时候，大太监（太监中最大的官是司礼监）才是真正的皇帝和宰相，如“立皇帝”刘瑾、“九千岁”魏忠贤。
朱元璋为了朱家的天下，绞尽脑汁地剪除了许多所谓的“尖刺”，但由于他对原本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的破坏，却为他的子孙后代种下了“毒瘤”！
大明王朝总计17个皇帝中，像样的不过两三个而已；政治制度和框架又有内伤；不男不女的太监又秽乱朝纲——所以明王朝的这两百多年，总体来说乏善可陈，政治舞台上充满了阴谋权术，其间虽然有耿直忠介之士，如海瑞、杨继盛等，但终归难以回天，也没有大的政治作为，难以归入大政治家的行列。
惟一值得一书的是张居正，尽管这也是个争议极大的人物。
张居正是明万历年间的一位著名政治家。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他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饬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他的一系列政策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后人曾赞扬他是“宰相之杰”和“救时宰相”。要知道，对一个政治家来说，这都是很高的称誉，整个历史长河中也没有几个人获得过这样的荣誉。也有人将张居正与商鞅、王安石并列，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对张居正有这么样的评论：以施政的成绩而论，张居正不仅是明朝的惟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但是，张居正生前大权在握时声势显赫，炙手可热，圣眷优渥，无与伦比，但死后不久即被追夺官阶，家产尽抄，殃及家族，祸连八旬老母，子孙惨死狼藉：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大儿子被拷打后自杀。这一点上，张居正和被车裂的商鞅差不多，远不如王安石幸运了，不是说张居正政治才干不如王安石，实在是明王朝的政治大环境与北宋相比相差太远。
直到万历末年，才又有人为之说公道话，有文士公开誉之为“救时宰相”。到天启朝时，许多大臣申请为张居正“平反”。于是熹宗下诏“复(张居正)故官，予葬祭”，最后明王朝官方对之做出的政治评价定论是：
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海内肃清……荒外警服……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积炳然。” “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见《明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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